中華民國90年6月10日 星期日


知識社會與文化重建
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產業出走與失業問題
讓代理孕母成為不孕者的選項
別人失業,他加薪
回應「教育與意識形態不能混為一談」
「綠色中鋼」的使命
搶救快被送入加護病房的台灣教育


知識社會與文化重建

☉郭峰淵

 現代知識經濟的浪潮,大家習以為科技為其原動力。 尤其是資訊科技,經常被當成解決問題的萬靈丹。

 但如同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所言,知識對於經濟的重要性,有很長的歷史。 例如:十七世紀工業革命啟蒙階段,專利權代表著知識角色的重大突破。 一項發明,不再受制於政治或商業的既得利益者,而有其法律保障的獨立地位。十九世紀末期的美國及廿世紀中期的日本都因實行專利權而使經濟起飛。

  但美國、日本接受專利權,不只代表一項法律的實行,更象徵著一種文化的轉型。現代這一波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知識革命,實際上可追溯到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恐慌。 在此之前,美國經濟也和今天的台灣類似,有政府對於金融市場的干預(包括護盤),有銀行與企業間糾葛不清的關係,甚至有黑金的影響。 但經濟大恐慌實在是一個非常大的教訓,使美國徹底檢討其經濟制度最基本的價值觀。

 例如:在經濟中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應該如何?金融產業與政府及與其他產業的關係又該如何?這一切非常深入的檢討,發現了資訊可以成為市場中那一隻看不見的手,因此很多金融改革法案也皆以資訊公開為核心。

 同樣重要的是當時決策者還思考了另一個問題:經濟的發展難道不是為了創造一個比現在更美好的社會?還是只為了賺錢?這個思考導致福利制度的建立。

 而這些經濟及社會制度的改革,也使美國逐漸脫離了「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轉型為一個以資訊為原料,以科學思考為工具,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觀的後工業社會。

  經濟大恐慌的影響不止於上述。 三○年代以後,家庭結構開始改變,社會體系也受到侵襲,傳統以男性、白人、財富為中心的權力文化於是式微,而開始有少數族群的民權運動、婦權運動,甚至消費者運動。 這些運動的結果使得傳統權力的來源如權位、錢財及拳頭被知識所取代。 這個轉變雖然緩慢,但卻是根本的。 更幸運的是,五○年代電腦的誕生,使得資訊科技能被應用到新制度的建構之上。

 從這個觀點來看,社會文化的改革是知識社會形式的原動力,而資訊科技則是和各種制度改革相輔相成。 時至今日,知識社會不只在科技的運用上有異於以往,在其最根本的價值觀也已產生了革命。

 Kenneth Hey和Peter Moore在其所著"The Caterpillar Doesn't Know"一書中就提出,美國社會在二次大戰後已逐漸從「財富的社會(Communities of Wealth)」轉型為「意義的社會(Communities of Meaning)」。

  台灣今天面臨經濟困境,知識社會經常被當成口號,科技也常被當成萬靈丹,但台灣的文化是否已演進到適合知識社會的程度了呢?美國百多年來歷經了數個社會危機而改變了其權力文化,而台灣只有短短十數年民主改革的歷史,已能夠脫離數千年獨裁、專制文化的影響了嗎?事實上,現在的台灣,每一個政治、經濟或媒體的既得利益者,都要強迫他人接受他們的主張,正是反映了傳統權力觀牢不可破的現象。

 這種情況下,要談什麼知識社會呢?所以現在台灣最需要的不只是經濟政策,還需要有重大的社會政策,來重新建構台灣的文化。 如此雙管齊下,才是知識社會的根本良方。

 (作者郭峰淵╱中山大學資管系教授、台灣南社社員)

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產業出走與失業問題

☉陳碧繡 蔡宗榮

 一九九四年元月中國將人民幣貶值50%,自此以後其出口暢順,貿易收支順差迅速提升,幾乎完全取代東南亞國家在美國中、低階產品的市場。

 有學者專家認為,一九九七年東南亞金融風暴之表象固為各國泡沫經濟之破滅,而其遠因應歸諸於一九九四年人民幣大幅貶值,致使東南亞各國經濟實質面萎縮,經常帳收支惡化,靠資本帳資金流入維持國際收支均衡,經濟發展至此,不成泡沫也難,索羅斯洞悉此現象而能得逞。

  台灣長期以來由於製造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製造業)根基穩固,而且外匯存底豐厚,因此一九九七年之金融風暴得以倖免,甚至沾沾自喜。 殊不知,人民幣貶值的長期效應已漸漸侵蝕台灣的金融與經濟。 由於新台幣在一九九四年未與人民幣之貶值做相對應的調整,新台幣兌人民幣相對升值,因此,廠商赴大陸投資土地、勞力相對便宜,形成這七年來廠商出走至大陸的一大推動力量。

  一九九四年元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5.8:1劇貶至8.7:1,幅貶達50%,此後直到今年四月僅小幅回升至8.2769:1,與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相比仍有42%左右的貶值。

 新台幣兌人民幣透過美元之交叉匯率換算,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新台幣每4.64元折合一人民幣,而在一九九四年元月則遽升為3.06元新台幣折合一人民幣,升值約51.63%,自此以後,新台幣雖呈貶值趨勢,但至今年四月,新台幣兌人民幣之折算率為每3.967折合1人民幣,換言之,仍有16.96%的升值。

 在同一期間內,日圓兌人民幣之幣值(以美元為中心匯率計算),自一九九四年元月較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升值50.23%,至今年四月與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比較,仍有34.99%之升值。 韓元兌人民幣之相對幣值比率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為139.32:1,在一九九四年元月因人民幣貶值,而韓元兌美元幣值維持不變,故兌換率降為92.88:1,亦即韓元兌人民幣升值約49.88%,然而至今年四月,韓元兌美元匯率已經大幅貶值為1316.5:1,折算後兌人民幣之兌換率為159.06:1,貶值12.3%。

 在一九九四年元月因人民幣的大幅貶值,而使港元相對人民幣有約49.80%的升值,且因港元兌美元幾乎釘住匯率,因而至今年四月兌人民幣仍是41.06%的升值。

 以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為基期迄今,人民幣兌美元貶值約42%,韓元兌人民幣貶值12.3%外,日圓兌人民幣升值34.99%,港元兌人民幣升值41.06%,新台幣兌人民幣升值16.96%。 由於人民幣兌美元劇貶42%∼50%,因而東南亞各國在美國中、低階產品市場幾乎全為大陸產品所取代。 大陸經過這七年來的強韌經濟成長,加上豐富的資源及其本身在尖端科技的重視,其產業發展主流已經逐漸從傳統勞力密集的中、低階產品,轉型為資本、技術密集的中、高階產品,對各國都產生了強大的磁吸作用。

 國際知名大廠紛紛進駐大陸,除了看重其潛在龐大的國內市場外,低廉的土地與勞工成本,以及相對偏低的人民幣幣值,更促成大陸「兩頭在外」產業(指進口原材料及設備經過加工後再出口之產業)蓬勃發展。

 根據非正式統計,在大陸的外商(含台灣廠商)真正有顯著獲利的仍以「兩頭在外」產業為主。 其幣值偏低雖不利於原材料及設備之進口,但此項不利的成本因素已由低廉勞力、土地成本彌補,偏低的幣值復而成為出口擴張的利器。 由於七年多來人民幣比價偏低的扭曲作用,亞洲各國從東南亞的經濟開發中國家,到東北亞的先進國家(日本)或新興工業國家或地區(韓國、台灣和香港),普遍受到不利影響。

 韓元已逆轉成對人民幣貶值(相對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之比率)以為因應。至於日本、香港及台灣,由於對人民幣仍應相對升值地位,因而在出口競爭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 以台灣而言,尤其處於更惡劣的情勢,因為大陸這些年來產業升級的結果,其與台灣已不全然是垂直分工的關係,而逐漸成為出口相互競爭的對手。 新台幣長期以來對人民幣的升值已削弱台灣產品相對競爭力;更有甚者,台灣廠商多年來亦因新台幣相對升值,而加速或擴大其在大陸設廠,經過多年來的經營,已逐漸開花結果。

 此種情形,不獨發生在傳統產業或中小企業,對於中大型企業及高科技產業,更因資金、技術的相對優勢,而樂於赴大陸設廠。 以大陸為生產基地,不但可以利用其相對上更為便宜的技術、人才、勞工、土地,更可藉人民幣幣值的相對偏低,而增強其出口競爭力。 因此要求廢除「戒急用忍」政策之呼聲,幾乎成為製造業的一致口徑,中共不必刻意「以民逼官」、「以商圍政」,自有台灣業者基於獲利或生存之需要而主動呼應。

 然而,產業西進的結果,資金、設備、人才到了彼岸,台灣的原有廠商紛紛閉廠,形成了失業問題。 更因其經營重心之移轉,部分不肖廠商遂行其「錢進大陸,債留台灣」之手段,而使台灣金融問題雪上加霜。 基於前述分析,我們認為新台幣若有一次且較大幅度貶值是合宜的,然而貶值至40元則似乎是過大的幅度。

 依照現有資料分析,若政策重點僅在於維持與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相同之匯率水準,則因應人民幣兌美元目前的匯率(8.2769:1),新台幣兌美元之匯率宜在38.44元左右。 但若考慮到韓國與台灣一向處於同類型產品的競爭態勢,則新台幣兌美元之匯率甚至要貶到43.88元,其負面之影響諸如通貨膨脹等,勢將難以承受,因而,合理匯率之考量,不宜只是考慮單一因素。

 另外,若考慮台灣的高科技設備與原材料大半來自日本,而新台幣兌日圓之兌換率(以美元為中心),於今年四月相較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已有10%左右的貶值幅度,新台幣若貶至38.44元,則對日圓再貶值13%左右,儘管日本最近景氣極為低迷,因而在設備、原材料方面有較大的降價空間,但若台幣再貶值13%,似難在採購上取得降價13%的幅度。

 換言之,產業之進口成本將有所增加,從而降低台幣貶值的競爭力。 綜上所述,我們建議新台幣貶值至35∼36元附近,較今年四月之匯率貶幅在6%∼9%之間,這樣的貶值幅度,一方面可以讓新台幣對人民幣之競爭力酌予提高(雖然與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的匯率相比仍升值8%∼11%),並且使國內廠商之出走成本提高,降低其出走意願,從而和緩失業率的上升。 另一方面,新台幣的貶值對外資廠商而言,是台灣產品、勞力、股價的全面降價,因此無論是直接投資或間接投資均可望有效提高其意願。

 至於根留國內的台灣廠商則直接受惠於匯率調整。 無論高科技產業或傳統產業,降價將帶來更多訂單,使原本即以接單代工為主的台灣出口產業,得以恢復其活力。 至於新台幣貶值對進口的不利影響,若貶值幅度在6%∼9%之間,則對進口設備、原材料之廠商而言,仍可因日本的景氣低迷及提高採購量來爭取價格折扣而酌予彌補。

 至於對國內物價之影響,因國內目前仍處於通貨緊縮,尚無通貨膨脹壓力存在,6%∼9%的貶值應不致產生不良的物價通貨危機。 甚至,適度的物價上升,有助於非出口產業的復甦,而使國內產業全面上揚,增加國內勞力的雇用。

  新台幣貶值不是唯一的良策,但卻是挽救目前經濟的特效藥,雖然也有部份的副作用。 然而,要在短期內迅速提高廠商出口競爭力,價格政策(匯率)似乎是相對上最有效的工具。 我們除了建議將新台幣貶至35∼36元之外,並且希望一次貶足,因為持續性且被預期到的價格政策,除了會降低其政策效果,甚至會加強其不利的副作用。

  我們再度重申,新台幣貶值有其現階段之必要性,對於減緩產業出走,舒緩失業率上升都有正面幫助。 適度的貶值,也使「戒急用忍」政策不必以行政手段,而在價格機能的導引下,自然達到其作用。 適度的貶值,將使「根留台灣」不只是口號,而是廠商的意願。適度的貶值,將使外商更願意進駐台灣,使「全球運籌中心」目標更容易達成。

 (作者陳碧繡╱東吳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副教授;蔡宗榮╱東吳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副教授)〔文中所引用數字、原始資料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讓代理孕母成為不孕者的選項

☉陳昭姿

 人工生殖法草案此刻正躺在立法院,隨時可能進入審查程序。 根據衛生署的版本,對倫理衝擊其實相對較大的捐精捐卵行為是被認可的,而對夫妻同時具備健全的精卵,但需要代孕者協助完成生育的代孕,不但將對有能力成全病人心願的醫師科以百萬元罰金,還打算將他們訴諸刑法,關入大牢。

 這項決策,我認為是以人權思考為主軸的二十一世紀所能出現在台灣社會的最大諷刺之一。 五年以來,為了催動代孕合法化,我帶著個人的切身之痛,透過陌生毫無遮掩的媒體,遭遇到許多事不關己,卻習慣性的以非常淺層的反射性思考去談論他人終生之痛的部分民眾與學者專家,面對這與品行操守不相關的議題,對我做出無情苛薄的抨擊。 我也曾希望那些至少潛在人數達數千名的當事人,勇敢的站出來發聲,為改變自己的命運有所行動,但是她們沒有勇氣,更擔心曝光後將有無窮的後遺症。

 於是,即使對目前家庭生活十分滿意,先生與我和收養的兒子三人更是相愛無比,我終其一生顯然不再需要這項法案的嘉惠與恩澤,但是,為了烙印在我心中的正義感與自我期許的利他思考,即使成為反對者的攻擊目標,我必須持續這樣的努力,為許多命運與我相同,但未必如我一般幸運,或具有同樣價值觀的女子做忠誠的代言人。

  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去決定別人對人生幸福與否的判斷價值觀。 我們或許可以善意的告訴別人,沒有孩子也有好處,收養孩子也不錯,但是我們無權杜絕別人想要擁有自己血緣孩子的意念,或是認為這是罪惡。 尤其當我觀察到,建議別人嘗試考慮不要有小孩,或是建議收養孩子的人,幾乎清一色的都是擁有自己血緣的孩子,而且是不經困難的擁有。

 如果你的建議真是不錯,為什麼自己不去做呢?有自主權的人不去做,卻要求因為身體有缺陷或病變而失去選擇權的人,棄絕最根本的人性之念–有自己的孩子,這些人為什麼可以發出這樣的聲音,卻面無愧色呢?如果,受苦的人是他們的姊妹,或是親愛的女兒,他們還能因為事不關己而理直氣壯的批判嗎?可知有多少心碎的父母,因為無法安慰女兒,只好帶著女兒,甚至不惜遠道而來,拜託我與她們對話,希望能稍微寬解女兒的悲痛? 我深深同意人們不一定需要生下自己的孩子,我也自認已經做到可以對非血緣的孩子毫無保留的付出,但是我們必須高度尊重殷切盼望擁有自己血緣孩子心願的人們。

  如果連爭議半個世紀的台灣前途問題,我們都同意必須提供或統或獨或其他中間選項,讓承受這項選擇後果的全體住民來做最終決定,憑什麼我們不允許代理孕母行為,讓不孕夫妻,甚至是新近加入討論的單身女子或同性戀者,根據他們自己所定義的幸福內涵去做選擇與決定呢?或許,當多重選項是存在的,這些隱性殘障者有了自主權,他們的選擇反而不是制式的呢! (作者陳昭姿╱ 和信醫院藥劑科主任)

別人失業,他加薪

☉呂火盛

 經濟不景氣,坊間失業率高達3.96%,廣義失業人口突破55萬,台汽員工為保障工作權,露宿街頭。

 中船為再生方案,基隆、高雄兩廠,各裁員60%、40%,倖存者則減薪35%,可是經濟部國營事業董事長、總經理的薪水卻將逆勢上漲,加薪幅度從一萬五千元到三萬元不等。 雖然經濟部表示,調薪計畫將按國營事業規模大小、經營績效、公司考成、管理複雜性、獲利進步率等因素分五個等級敘薪,也就是有賺錢的,才有加薪。

  然而,清點一下所謂賺錢的國營事業,舉凡中油、台電、台糖、自來水公司,這些金雞母,不是寡佔經營,就是「孤門獨市」,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再不就是本業慘澹經營,只會賤賣祖產的敗家子。

 而中船、台汽、中興紙,這些被打為米蟲者,則是在國營事業管理條例的束縛下,面對開放競爭的市場對手,橫遭扼殺。 所以,會賺錢的國營事業,不是經營者本事大,而是國家資源的豐厚挹注與國家機器的刻意保護。 會下蛋的金雞母,吃的是阻絕自由市場的高級飼料。 而淪為米蟲的,則是離不過聚眾搶食的犧牲者。

  企業經營是全體員工勞心勞力的集合,不能老是賺錢,高層加薪,賠錢,就叫基層走路,製造階級對立,遭異化的勞工不反撲才怪。

 (作者呂火盛╱國營事業員工)

回應「教育與意識形態不能混為一談」

☉洪秀觀

 閱讀教育部高教司幹事倪周華的大作「教育與意識形態不能混為一談」(自由廣場,六月九日),真是感慨教育部有如此官員,身為平凡的國民,我有幾句話想講。

  國民黨政府時期一直以「反清復明」的態度教育人民,不曾見舊政府官員為錯誤的政策向全國人民道歉,也未承認中華民國在大陸已被消滅的事實,更沒有清楚交代中國共產黨奪得政權的經過,及五十年來中國人在共產黨教育下的發展與在台灣接受民主自由教育的人民有何不同,讓我們無法知己知彼。

  教育部如果不能改變從兩蔣迄今,大至為中國教育台灣下一代子孫、小至分數為上的課程內容,造成是非不分、短視近利的年輕人,「A點錢無所謂」、「論文抄襲沒關係」、「只要會做事就好」,把這種年輕人送去大陸就學會不會有問題,是教育部該傷腦筋的事。

  堅持台灣心、本土情的學者,最容易被扣上「國家意識」的大帽子,試想,國家中心思想如果沒有站穩,就會有國家軍隊「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商人、政客「台灣這所在放乎爛」一大票往大陸跑,一種無根的狀態瀰漫全國,教育當局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學者並不是害怕,而是心痛,心痛教育部官員的心態,心痛台灣人民至今仍然搞不清楚自己國家的定位。 拿大中國框框自我設限,是舊官僚體系的成員,並非這些勇於突破的學者。

 多元化聲音本來就是自由民主社會的主流,但如果像倪周華的國家「中華民國在台灣」,而有些人的國家是「中華台北」,而有些人的國家是「台灣」,如此分歧,反而是學者急、教育部官員不急,還曲解學者的用心。

 (作者洪秀觀╱醫師,台中縣水噹噹婦協理事長)

「綠色中鋼」的使命

☉陳旭慶

 中國鋼鐵公司去年的營業盈餘高達二百一十五億元,除了全體員工的努力之外,主因是屬於獨占性的企業,要不賺錢也難吧!但「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這是全球一流企業的經營理念,也是有商德觀念及公益價值的企業應盡的責任與使命。 中鋼除了賺錢之外應該做得更多!除了人事綠化之外,最重要的是經營理念的綠化!應該多多行義,發揮產業龍頭的角色,帶動台灣本土綠建築的相關研發。

  以日本為例,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發生阪神大地震造成慘重的災害之後,基於社會使命,而鋼鐵則是建築物的關鍵建材,日本的新日本製鐵、神戶製鋼、住友金屬、川崎製鐵、日本鋼管及日新製鋼等六家鋼鐵會社組成「鋼材俱樂部」與「鋼骨住宅普及會」,歷經五年的時間,花費五十億日圓的費用,開發出全球專業界一致肯定的鋼骨住宅技術規範,目前已獲得日本建設省的多項認可,正透過「鋼骨住宅普及會」向社會大眾教育推廣。

  這種低樓層的鋼骨住宅具有安全、健康、舒適的特性,建材上著重「輕、薄」,生產過程可以減少用電量與二氧化碳的排放,建築物主體不需要水泥與砂石,也不需砍伐森林,是一種環保的「綠建築」,尤其適合用於低樓層的透天住宅。 粗估台灣每年約有將近一萬戶的規模,如能捨棄鋼筋混凝土構造(RC)改用輕鋼構的鋼骨住宅(steelhouse),根據日本的統計調查,用戶的用電量約可節省一半以上,施工期也大幅縮短,對於環境確實有很大的貢獻。

  不過,一棟約六十坪的透天住宅,僅需五、六噸的輕型鋼,鋼材的用量大約是重型鋼骨或鋼筋混凝土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不等,開發這種工法,鋼材的銷售量可能減少,如純從生意的眼光來看,中鋼當然裹足不前。 如從永續經營台灣的觀點來看,中鋼應該轉變目前的消極與觀望態度,在輕鋼構協會中扮演起火車頭的角色,積極帶動研發與協助訂定技術規範,提升台灣本土鋼骨住宅的技術水準。

 此時,中鋼的參與已不需要花費多少代價(國內已經有數十家中小型業者付出龐大的代價了!)只需將心態與資源調整即可,而中鋼是供應鋼材的上游公司,鐵定有合理的利潤可以回收。

  中鋼新任董事長郭炎土係虔誠之基督徒,殷盼能發揮仁愛、良善、奉獻等耶穌基督精神;中鋼是大型的企業集團,直接轉投資的事業多達十六家,但是回饋社會的行動卻相當少見!殷盼中鋼除了營利之外,更應本著「義中求利,利中行義」回饋社會,而熱心公益的「綠色中鋼」,如能在提升台灣的居住環境品質做出貢獻,當能普獲社會大眾的肯定與認同。

 (作者陳旭慶╱中華輕型鋼構建築協會常務監事)

搶救快被送入加護病房的台灣教育

☉羅榮光

 推動台灣教育的改革,不只是教育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教育理念與教育內涵的改革,很遺憾的是目前教育部所推動的教育改革似乎是只偏重制度之改革,而對於教育理念和內涵的改革卻甚少著力。

  日昨獲邀參加由林茂生愛鄉文化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及長榮管理學院合辦的「大學教育的台灣主體性」學術研討會,在會中聆聽幾位專家、學者郭生玉、張洋培、黃炳煌、李喬、戴正德……等精闢的演講,獲益匪淺,更覺推動台灣教育改革應從確立台灣主體性,即培養台灣意識與台灣認同著手。

  長年來,由「中國」國民黨政權宰制的台灣教育體系,由於主事者皆具有作客心態(guest mentality),視台灣為暫時「寄腳」之處,而且滿腦子「大中國」思想,把台灣視為邊陲而已,以至於台灣千千萬萬青年學子所學的都是「中國地理」、「中國歷史」、中國的思想與文化,而台灣本土的人文、地理、歷史卻佔極少的部分,以至於台灣教育最大的弊病正如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林玉体教授所言:「沒有台灣的教育」。

 台灣一般大學的教育沒有什麼享譽國際的特色,唯一的「特色」是「沒有台灣」的特色,以至於台灣人在這種荒誕與病態教育下長大,大多成為失根的人,心靈與思想無法生根於台灣這塊土地上,也無法認同腳踏實地的台灣,卻認同對台灣充滿敵意的「中國」或遙遙未來不確定的「中國」。

 今天台灣國內許多傳播媒體可以刻意大肆傳播中國領導人的論調卻毫不加以評論與辯證,而一些「反台灣」的中國人政客更成為媒體寵兒,為中國代言極其囂張。實肇因於幾乎「祇有中國,沒有台灣,祇有知識,沒有良知」的台灣教育弊病。 從小在苗栗客家鄉間長大,長輩們告訴我們,孩童的腳底必須經常踏到泥土,始能健康地成長,所以在放學回家後,父母不允許我們再穿鞋子,只能打赤腳工作或玩耍。

 長年來台灣的教育與這塊土地脫節,以至於許許多多台灣人心靈深處,缺乏明確的認同感、歸屬感與安全感,一天到晚只知拚命賺錢「保平安」,不然就是祇怕「阿共打過來」,沒有尊嚴與意志,得過且過,不少台灣人的心靈失去了健康。

  在研討會中也邀請「中國」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博士演講:「台灣高等教育的宏觀規劃」,很遺憾的是他只偏重於教育制度的改革,而對於如何強化台灣主體性的教育理念與內涵並未提及。

 最近教育部在實施台灣鄉土與語言教育牛步化下,卻又急於考慮認證台灣學生在中國受教育的學歷,今後台灣的教育會「更中國」;我們台灣人的子女長年受「中國」國民黨的「大中國」意識形態教育長大,又若再受「中國」共產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思想灌輸,那麼「台灣人」必會快速消失,變成「中國人」滿街跑,佔據了台灣,台灣危矣! 台灣的教育病了!而且病得很嚴重,快要被送入加護病房,期待新政府執政團隊能督促教育部,趕緊從事生根台灣的教育,如果新政府仍然無所作為,在這廿一世紀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新時代,台灣人民祇有走在政府前面,掌握自己子女的教育權以及教育內容,多方培養子女的台灣意識,勇於與政府的「中國」制式教育相抗衡,台灣才不至於向下沉淪,而能向上提升,在國際社會才有能見度。

  (作者羅榮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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