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90年6月5日 星期二
 

原鄉人裡的異鄉人-重讀舞鶴的<悲傷>

文 ◎ 王德威 圖 ◎ 江正一
舞鶴筆下充斥被國家、政治機器斲傷的生命,沒有前途的慘綠少年,沉迷異色戀情的男女,黯然偷生的原住民,還有憂傷的、躁鬱的尋常百姓。這些人物多半來自中下階層,他們的癡心妄想,喜怒哀樂,構成台灣庶民社會的異樣切片。

一九八○年代以來,「台灣意識」成為我們美麗島上的熱門戲碼。不論是政治權力的變動,還是文化資源的消長,無不以呼喚原鄉,尋回主體為命題。歷經四百年的浮沉,這座島嶼彷彿蓄積了太多的義憤與悲情,迫不及待要向歷史討回公道。一時之間,文學界也如斯響應。為舊台灣平反,為新台灣請命,千言萬語,成為世紀末大觀。
然而跨過了千禧門檻,回顧過去十幾年台灣論述及台灣想像的轉折,我們不得不警覺它的局限。尤其當原鄉的呼喚成為原道的使命,主體的追尋成為主義的崇拜時,「台灣」所象徵的源頭活水意義,已經打了折扣。島上的激情與喧囂如今仍然方興未艾,未來的動向更不見明朗。我們將何去何從?
靜下心來讀讀舞鶴吧。眼前高談愛台灣、關心台灣歷史、社會、文化的正是大有人在,但讀過,或聽過舞鶴的又有多少?這位作家出身府城台南,過去二十六年來漂流南北。他身無長項,唯一的寄託就是寫作,但其間有十三年之久他卻隱居起來,未曾發表一字。寫或不寫,還有寫什麼,怎麼寫,於他必定是艱難的考驗。舞鶴筆下充斥被國家、政治機器斲傷的生命,沒有前途的慘綠少年,沉迷異色戀情的男女,黯然偷生的原住民,還有憂傷的、躁鬱的尋常百姓。這些人物多半來自中下階層,他們的癡心妄想,喜怒哀樂,構成台灣庶民社會的異樣切片。
這樣的人物及其衍生的故事,其實也曾出現於鄉土文學中。不同的是,舞鶴從頭就拒絕簡化他的立場;他既不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廣施同情,更不承認苦難就必須等同於美德。與主流的原鄉作家比較,他毋寧是極不「政治正確」的。但也正因此,他引導我們進入一個複雜的台灣視野,在在引人思辯。我在他處(︽餘生︾序論)曾藉舞鶴的作品︿拾骨﹀加以發揮,稱他為「拾骨者」。舞鶴探究歷史創痕,剖析人性糾結,尋尋覓覓,儼然是在時間與空間的死角堙A發掘殘骸斷片,並企圖與之對話。經由他另類的「知識考掘學」,已被忘記的與不該記得的,悲壯的與齷齟的,公開的與私密的,性感的與荒涼的,種種人事,幽然浮上檯面。這是舞鶴敘事的魅力,但也更應該是台灣桀驁的生存本質。
舞鶴是台灣原鄉人堛熔孜m人。他是原鄉人,因為他念茲在茲的總是這塊土地上的形形色色。他又是異鄉人,因為他太明白最熟悉的環境,往往存在著異化或物化的最大陷阱。我使用「異鄉人」一詞,聯想到的是卡繆(Camus)半個多世紀前的名作︽異鄉人︾。舞鶴特立獨行,擇荒謬而固執,何嘗不是你我眼中的頭痛人物。但他顯然有意以他的生活方式及文學寫作,嘲弄、批判我們居之不疑的信念及墮性---他強迫我們與他一起「拾骨」。
舞鶴早在一九七○年代中就開始創作,而且一鳴驚人。︿牡丹秋﹀(一九七五)處理一段春夢了無痕的戀情,原是通俗的題材,舞鶴寫來,卻憑添了一種存在主義寓言色彩。他描述孤絕的生存環境,曇花一現的人間情義,捨此無有退路的意義追求,也透露他私淑現代主義的痕跡。另一方面,︿微細的一線香﹀(一九七八)白描一個家族頹敗的必然,臆想倫理傳統的絕境,則彰顯舞鶴揮之不去的鄉愁。愛恨交加,若斷若續,由此而來的一股憂鬱頹廢風格,反而猶其餘事。現代主義與鄉土寫實主義在他的創作堥疆璊ㄝ砥A已經在他早期作品中可以得見。
八○年代的台灣,各種運動風起雲湧。舞鶴反而隱居起來,不事生產。逆向操作,似乎一向是他的特色。十三年後,他再度出馬,一連串的小說如︿逃兵二哥﹀、︿調查:敘述﹀(一九九二)、︿拾骨﹀(一九九三)、︿悲傷﹀(一九九四),都廣受好評。之後他再接再厲,並兩度進駐原住民社群,寫出︽思索阿邦.卡露斯︾(一九九五)及︽餘生︾(二○○○)兩作。前者見證魯凱族屢經遷徙所產生的傳統絕續危機,後者探勘泰雅族涉入的霧社事件,及其歷史、記憶的紛亂線索。就事論事,誠懇實在,讀來反更令人怵目驚心。
舞鶴也寫了其他小說,如︽十七歲之海︾(一九九七年)、︽鬼兒與阿妖︾(二○○○)等。觸角及於情色生活揭祕,還有它的倫理辯證。舞鶴有意根據他的「田野調查」,重畫慾望烏托邦(或無托邦)的界線。他未必有驚世駭俗的意圖,卻畢竟因為立論的特異,達到驚世駭俗的結果。如此看來,舞鶴是偏執的,也是世故的;是天真的,也是憂傷的。
初讀舞鶴的讀者,最好的起始點正是小說集︽悲傷︾。這本小說集包括了前述舞鶴早期的二篇作品,以及九○年代的︿悲傷﹀、︿拾骨﹀、︿逃兵二哥﹀、︿調查:敘述﹀等。顧名思義,這不是本快樂的書。然而舞鶴既然從不按牌理出牌,他的部分作品即使在描寫生命最慘淡的時刻,也能讓我們睜大眼睛,有了紛然駭笑的衝動。︿拾骨﹀中的敘事者多年為精神官能症所苦,委靡不振;忽一日亡母託夢,他於是發動家人為逝者撿骨。由此舞鶴寫出台灣殯喪事業的光怪陸離,令人哭笑不得。故事的高潮是敘事者悼念亡母之際,突然有了性衝動,因而脫隊尋歡去也。愛欲與死亡雙效合一,這位敘事者終於在一個妓女的大腿間,完成了他孝子悼念亡靈的儀式。
我仍然記得初讀此作的震撼。舞鶴不只對台灣俚俗眾生有深刻的觀察,也更勇於指出生命太多不可思議的矛盾及荒唐。我們怎樣面對悲傷,如何在記憶的殘骸中拾骨,總是舞鶴的關懷所在。但相對一般涕淚飄零的公式,他的立場是:至慟無言,可也無所不能言吧。像︿拾骨﹀這樣的小說,其實提供我們一個詮釋、治療創傷(trauma)的詭異出口。
其他的作品中,︿悲傷﹀寫精神病患者的異想世界,如此狂野不羈,卻又如此委屈、招人誤解。︿逃兵二哥﹀寫國家機器∣∣軍隊∣∣如影隨形的控制,使任何逃兵都無所遁逃。︿調查:敘述﹀寫二二八事件為受難者家屬所帶來的無盡壓力。「調查」與「敘述」不只是情治單位的監視民心的方式,也是事件倖存者向自己餘生做交代的必然宿命。每一篇作品都處理了台灣歷史或政治的不義層面,但每一篇作品都有令人意外的曲折,於是︿悲傷﹀有了死亡嘉年華式的歡樂,︿逃兵二哥﹀發展出卡夫卡式的「家常化」恐怖感,而︿調查:敘述﹀中的調查者與報告者竟一起發明過去,遙擬悲愴,合作無間。
舞鶴曾經寫道:
每一篇小說好像是一段時間的小小紀念碑。︿牡丹秋﹀是六○年代大學時期的紀念碑。︿微細的一線香﹀是府城台南的變遷之於年少生命成長的紀念碑。︿逃兵二哥﹀是當兵二年的紀念碑。︿調查:敘述﹀是二二八事件之於個人的紀念碑。︿拾骨﹀是喪母十九年後立的紀念碑。︿悲傷﹀是自閉淡水十年的紀念碑。
寫作是為過去立下紀念碑的方法,但誠如舞鶴在︽餘生︾一再強調的,他的碑失去了史詩的、英雄的意義,充其量是「餘生」紀念碑。舞鶴的寫作實驗性強烈,未必篇篇都能成功。我卻仍然要說,他面對台灣及他自己所顯現的誠實與謙卑,他處理題材與形式的兼容並蓄、百無禁忌,最為令人動容。論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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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鄉人裡的異鄉人-重讀舞鶴的<悲傷>
一言喪邦
天威
書探子

人世間


◎ 辛金順

我從父親深黯的眸中,偷窺
自己的出走,步履的背後
有一隻貓頭鷹,輕快地
從幽森的歲月滑過,而
無人走過的小徑,蛇遊
向前,我看到路的前端
許多影子不斷與時間揮手
我將記憶鎖在人煙不到的角落
讓裸身的自己逃脫,在
異鄉的陌生街道,不斷
用明信片將自己寄出
給遠方的思念,訴說
秋雨後爬滿蒼苔的心室
常常掛著一窗不同的月色
在與許多名字交錯而過後
寂寞伸出枝椏,探測
風的方向,然後
靜觀一群螻蟻,列隊
從高低起伏的夢中
悄悄爬過
而遠遊歸來後,撥開
歷史的畫冊,一書的
塵埃,無情地
紛紛飛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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