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路」-全民關心台灣經濟

《生路》迴響徵文啟事
為鼓勵各界關心台灣經濟發展問題,本報免費發行社論選輯《生路》兩百萬冊,自九月初問市後,民眾反應熱烈。為了讓關心台灣經濟的議題受到政府與全國各階層重視,本報於「自由廣場」開闢《生路》迴響專欄,刊登各界寶貴意見,與民眾共同發揮輿論監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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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解救台灣經濟危機的正路

《社論》
※ 籲請陳總統、唐院長做台灣的歷史功臣 (89/8/3)
※ 政府應審慎制訂環保標準及嚴格執法
(89/8/4)
 政府應採有效措施使傳統產業升級與轉型
(89/8/5)
 振興產業方能防止金融危機
(89/8/7)
 政府應立即停止開放銀行赴中國設辦事處
(89/8/11)
 政府應立即全面展開產業營運普查
(89/8/14)

《專論》
 
金融問題  三元化的產業結構失衡
 
好好評估開放銀行到大陸的風險與利弊
 挽回台商的心以降低中國投資熱
 誰要當呆胞?

解救台灣經濟危機的正路

☉自由時報創辦人 林榮三

 台灣經濟發展,被國際間視為「奇蹟」,其間的過程,酸甜苦辣點滴均在心頭,台灣人民的智慧、勤奮、堅韌及節儉等傳統美德都是我們成功的因素。

 近年來高樓林立,人民生活大幅改善,高科技產業受到國際的矚目,這些都是我們努力的成果,也是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但是,在高樓大廈的背後,在高科技園區的籬笆外卻隱藏著一股令人窒息的陰影——大量資金移往中國,傳統產業急速凋零,失業率大幅上升,金融業逾放款比例大量累積——危機處處,令人為之捏一把冷汗。長此以往,台灣人民辛苦耕耘的成果,可能毀於一旦,如不幸有一天我們的後代子孫淪為其他國家的「外勞」,真是情何以堪?

 我們的憂慮不是無病呻吟,也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根據各項公開的數據歸納出來的結論。古云「心所謂危」,站在輿論的立場,我們必須在危機來臨之前,鄭重的提出警訊,希望政府與民間,都能未雨綢繆,找出問題的癥結,對症下藥,俾可維護台灣的經濟命脈、重振台灣的經濟雄風。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自己的生活過得很好,不需要為這種事操心,但民眾應該體認「唇亡齒寒」的道理,別家企業倒了、其他的員工失業了,如果不設法解決,慢慢地會演變成社會問題,形成惡性循環,最後所有的人都會受害。一時的經濟衰退,可能影響到民眾長期的生活,如果大家再漠視台灣目前的經濟危機,我們的下一代、甚至現在的年輕人就會嚐到苦果。  

 民眾只要關心周遭的環境,應該會發現過去負擔起國家外匯收入重任的傳統產業已經凋敝,不少公司正面臨營運危機,老一輩的人只要想起過去光榮的情景,不免傷心。  

 基於這一理念,本報刊登一系列社論及專論,針對台灣經濟發展、環保政策、振興傳統產業景氣、挽救金融危機、停止開放銀行赴中國設辦事處、立即全面展開產業營運普查等議題,向政府提出建言,已獲得各界熱烈回響並喚醒政府部門的注意。  

 台灣需要高科技產業,但不能摒棄傳統產業,因此,在一系列社論中,我們一再提醒政府擬定產業發展計畫應該多元化、必須是新興與傳統並重。我們在社論中也指出,要解決股市、房市及金融業所面臨的困境,必須先從傳統產業救起,正本清源,對症下藥。  

 然而,我們更擔心台灣民眾並未認清此一事實,不了解台灣經濟已走到這種地步的嚴重性,甚至對於企業赴中國投資仍有所期待,忽略了企業外移不僅造成台灣傳統產業衰退、產銷能力下降、失業率大幅攀升、外匯收入減少、稅收短徵、財政面臨困境,甚至危及台灣生存環境。  

 民眾必須了解,台灣產業外移中國,不僅削弱我們的國力,同時厚植中國的經濟;目前兩岸不僅在政治上屬於對立,在經濟上也由互利轉為競爭,如果政府不設法擋住外移的潮流,台灣將沒有生存空間。  

 老一輩的民眾都還記得,二、三十年前,只要有僑外資金到台灣投資,政府會利用各種優惠鼓勵設廠,民眾也大表歡迎,直到現在我們還是積極吸引僑外到台灣投資,但為什麼政府卻想大幅開放企業赴中國投資,讓台灣的資金、人才、技術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國,都成了中國的囊中物?

    基於「愛護這塊土地、愛護台灣人民」,本報必須發揮媒體良知,講該講的話,做該做的事,為歷史做見證。同時呼籲台灣人民能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為台灣打拚。

    上述就是這本小冊子的由來。

籲請陳總統、唐院長做台灣的歷史功臣—請徹底拯救台灣的產業

 自從五二○新政府正式運作以來,由於大陸政策並未有效統合,以致發生政出多門現象。經濟部上週六集會研擬鬆綁赴中國投資的「戒急用忍」政策,又在本週一通過多個到中國投資案,金額高達三億美元。國安會、陸委會對於中國投資熱似乎失控的現象非常重視,相關首長經過聯繫溝通後,咸認有必要在近日立刻召開跨部會的協調會,以免政策偏斜失衡,損及國家利益。  

 面對上述失衡現象,尤其台灣的產業已發生重大危機,而且失業率益形嚴重,我們必須向陳水扁總統、唐飛院長為民請命,請政府首長務必站在維護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生存的立場,針對施政的問題掌握關鍵,提出解決之道,才能找出一線生機,尤其目前朝野所展現的「中國投資熱」,務必加以降溫,才能化解生存危機。  

 首先,我們請政府當局務必徹底調查,目前赴中國投資的台灣廠商,不論是否有登記或未登記,到底有多少廠商?他們到底從台灣向金融機構貸了多少錢?這些廠商舉債的真正用途又是如何?而由台灣匯入中國的資金,在中國的盈餘又是如何?如果有盈餘是否再匯回台灣?並將盈餘自中國匯回台灣的母公司?對於上述廠商、資金的流動問題,我們建議政府當局應該有一個全盤性的務實調查評估與了解。  

 其次,目前台灣的經營、管理、技術、人才紛紛前往中國,長此以往,台灣的經濟將有掏空化之虞,當工廠的技術力、生產力由台灣轉往中國,相對而言,將造成台灣產業競爭力的衰弱,政府當局對此是否發現了這項嚴重警訊?  

 其三,財經當局是否曾全面且認真檢討股票上市公司的產業,現有台灣產業及股票上市公司,他們真正的生產力到底是如何?生產及營運的情況又如何?他們的關廠、減產、員工出路的情況又如何?財經當局唯有務實地深入了解,依據真實情況做出判斷,才能正確了解台灣的產業及就業率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的處境?  

 其四,我們必須提醒國人,必須發揮「台灣優先」的愛國精神,也就是了解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如果台灣的資產、技術、人才繼續不加規範的流往中國,在雙方語言、文字、種族、風俗、習性均類似的情形下,台商有被中國「同化」之虞。失去「台灣認同感」的台商,正如九七以前的港商,在「利益掛鉤」、「商人無祖國」的心態下,就有被中共利用為「統戰馬前卒」之虞,中共當局正是利用台商的經濟誘因做為籌碼,企圖把台灣視為中國的「經濟殖民地」,最後不費一兵一卒併吞台灣。  

 基於以上幾點認知,我們呼籲政府當局務必展現「新政府、新作風」,以對台灣歷史負責的態度,做台灣歷史的功臣,而不是做台灣歷史的罪人,以拯救台灣的產業為施政的優先課題。目前政府當局所應做,而且立刻必須做的,是對台商赴中國投資的情況做全面的評估、調查與了解,經過上述階段以後,再重新建立一個赴中國投資的標準。我們認為,台商赴中國的「投資熱」暫予以凍結,當政府仔細的評估、衡量得失利弊,制訂全新的政策與管制措施以後,才考慮開放對中國投資的可行性。  

 事實已經證明,透過兩岸的經貿交流,台灣資金、技術、人才大量流往中國,在產業空洞化、資金失血化的惡劣情況下,台灣的產業、就業率已面臨空前未有之危機,目前是陳總統、唐院長表現魄力、意志與決心拯救台灣產業的時候了!


政府應審慎制訂環保標準及嚴格執法
─為台灣的經濟前途再向陳總統及唐院長進言

 當台灣產業的發展面臨空前未有之危機,台灣資金大量流往中國,台灣的就業率亟待振興之際,除了昨日本報社論提出政府當局應凍結台灣資金投資中國以外,我們認為環保相關法規的內容以及執行問題也是產業不振的因素之一,亦有待政府當局予以高度關注。  

 首先,我們籲請政府當局應全盤檢討環保相關法規,到底它的標準如何,政府應有一客觀之掌握與了解。環保意識近年來普遍高漲,這對台灣的生態發展毋寧是一件值得肯定之事。然而,如何顧及環保生態以及經濟發展的平衡,尤其不可因而因噎廢食造成企業出走,也是不可忽略之事。我國的環保法規不少係自歐美日先進國家引進,寬鬆不一,而且未必符合國情,其後果是若干環保法規訂定太過嚴苛,以致業者在「高不可攀」的情況下,一方面無所適從,一方面則鑽法律之灰色地帶,以致出現「法律從嚴,執行從寬」的怪異現象。以與廢水處理有關的相關產業為例,政府所訂的環保標準是每公升的化學需氧量為一百毫克,但由於標準太嚴,僅約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業者能達到每公升的化學需氧量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毫克,這種標準過嚴的要求,迫使若干業者鑽法律之漏洞,或者無法生存,被迫企業出走。因此,如何針對台灣的實際情況制訂較為合理可行的環保標準,循序漸進、善加輔導,確實執行,才是有效的解決之道。  

 其次,政府當局亦應針對水、空氣、噪音的污染情況,建立一套客觀、合理,可加以偵測與檢驗的標準查核規範,如此才能使業者有所依循,政府也才能建立監督、檢驗機制。目前的情況是,由於沒有建立標準的工作流程,以致對業者或者受委託的代清運業者無法追蹤調查。以高雄旗山溪遭昇利化工違法傾倒有害廢溶液為例,即是因代清運業的昇利化工違法偷倒所致,而昇利化工竟然是環保署核可的甲級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業者,不肖業者充斥其間,由此可見一斑。而國人不遵守法律秩序,環保當局、地方政府當局執法不力,亦是一大因素。根據先進國家的經驗,防止事業廢棄物亂倒的最好辦法,就是不讓事業廢棄物出工業區,目前,經濟部工業局正規劃在北中南三地各興建一座大型事業廢棄物處理場。至於工廠廢水量大而無法納入污水處理廠者,政府將輔導其減廢或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依規定自行申請排放。至於未依規定納入污水處理廠或被停止使用者,均由各工業區管理機構按月列冊送請地方環保及下水道主管單位加強查處。  

 為了使若干不符環保規定的廠商能配合環保措施,政府可考慮予以業者低利貸款,輔導廠商步入正軌,以免他們鑽法律漏洞而做出違法之事。至於有些地區發生環保抗爭事件,如果業者已符合環保規定,但居民仍聚眾滋事做無理之抗爭,政府當局亦應運用公權力加以介入,務必保護合法業者之權益,以免受到損失而影響正常之營運。更積極者,政府可對工業用地做出規劃,在全台各地設立專業區,先做好環保設施,協助衛星工廠取得專業區廠房,再將專業區出租予業者使用,如此不但可滿足有意創業之新生代及社區違規業者之需求,也可運用政府之力提升競爭力並改善社區環保。  

 由於我國的環保標準大多自先進國家引入,因為要求過高,使不少業者自設暗管將污水打入地下,或者寧願受罰而不做污水處理,加上政府環保當局、地方政府執法不力,而環保警力亦相當有限,致使我國的環保無法落實,產業也面臨發展的困境。我們籲請陳水扁總統、唐飛院長重視產業界的環保問題,唯有政府因應實際情況訂定合理環保標準,並加以有效輔導,然後落實執法,方能兼顧產業發展與環保標準。


政府應採有效措施使傳統產業升級與轉型
─為台灣的經濟前途三向陳總統及唐院長進言

 行政院長唐飛昨日於視察資策會時表示,二十一世紀是數位化產業經濟的時代,在資訊化、科技化、網路化的情況下,產業競爭愈趨激烈,台灣應運用高科技、電子化使產業升級。  

 當國人 普遍對網路、資訊、半導體業產生熱潮之際,許多傳統產業因資金調度失靈,卻面臨倒閉之命運。相對於政府當局對於科技產業的重視,卻對傳統產業未能提出一套因應方案,如果任令此情況惡化下去,勢必使產業空洞化,進而嚴重侵蝕稅基,對我國的產業發展將是一大危機。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國內股市上市上櫃的公司中,電子業家數所佔的比重約五分之一強,但投入股市資金有七成五集中在電子相關產業,造成傳統產業調度資金非常困難,不少傳統產業面臨財務調度失靈,以致有倒閉之虞,連帶會影響金融機構的授信品質,為求自保,銀行只好緊縮銀根,竟使仍

 有發展潛力的若干產業被戴上「夕陽產業」之名,對於有心在台灣生根的企業人士而言,實為一大反諷。  傳統產業所以面臨生存的危機,肇因於以下因素:一、資金取得不易,二、人工成本提高,三、環保爭議不斷,四、研發能力不足,五、取得工業區土地不易,最近立法院三讀通過自明年起實施每二週工時八十四小時,更對企業生存構成嚴峻挑戰。事實上,台灣的發展命脈在於經貿,在資金、人力、環保、研發等諸多問題方面,政府應勇於承擔起責任,絕對不能坐視產業自生自滅,或任其企業之出走。因此,如何振興傳統產業,提升就業率,有計畫地輔導產業轉型或升級,甚至朝多元性發展,是政府當局應做而且必須立即做之事。  

 首先 在資金取得方面,經濟部實有必要協調財政部及金融機構,盡可能不要緊縮正常營運業者的銀根,同時輔導業者在第二類股票市場掛牌籌資。另外,可推動業者運用票券、債券等金融產品或是上市上櫃,使業者加速取得資金。工業總會曾建議政府當局,可擴大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為三百億元,並將保證手續費降低,以擴大中小企業信保家數,協助更多企業取得營運資金,政府可予以考慮。

 其次,在產品研發方面,目前經濟部工業局已完成「傳統產業新產品開發輔導辦法」,自九十年起,將以四億元補助研發之用,同時也將推動「協助國內傳統工業技術升級計畫」,使傳統產業得以升級。由於台灣產業界在資訊、經費上均不充足,以致在產品研發方面落後,政府可責成工研院等研發機構與產業界多合作,共同研商各類傳統產業應有的技術發展方向,並適度提高經費補助額度,以突破目前研發不足之困境。  

 在土地取得方面,為了協助各地區中小企業能以合理價格取得工業用地,經濟部可主動協調各相關政府部門,加速中小型工業區之開發。此外,經濟部亦可協調相關單位,協助早日變更地目,以使中小企業者能以合理價格取得或租用工業用地,使廠商降低投資成本。目前經濟部工業局規劃提撥一百億元貸款予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購買政府開發未出售的工業區土地,以供業者租用設廠,上述規劃應迅速落實。  

 政府當局亦可主動促成傳統產業之整合與合併,提供印花稅、契稅及土地增值稅記存的獎勵,透過良性的合併,可促成經濟規模。至於在市場開拓方面,透過高附加價值、自創品牌、行銷通路的提升,亦有助於產業之振興。  

 當台灣傳統產業面臨發展危機之際,政府若坐視不管,任令企業出走或倒閉,將使產業空洞化造成嚴重失業問題,進而造成稅基空洞化,最後將造成政府財政的破產與民生凋敝。因此,如何做到高科技與傳統產業均衡發展,政府應立即提出宏觀有效的中長期輔導措施,使傳統產業順利升級與轉型,應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振興產業方能防止金融危機
─為台灣的經濟前途四向陳總統及唐院長進言

 本報日前已針對台灣經濟環境、環保問題、振興傳統產業出論述,為了進一步喚起政府當局的注意,今日再針對金融與傳統產業的關係再加論述。

 長期以來,由於政府並未採取積極作為輔導產業升級或轉型,造成傳統產業嚴重外移,有心在台灣發展的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生產低落、財務調度失靈,不少傳統產業已倒閉或有倒閉之虞;傳統產業衰退加上股市、房市低迷不振,連帶影響金融機構的授信品質,金融業為達績效,積極處分抵押品中的股票及不動產,資產價值嚴重縮水,造成經濟惡性循環。由於金融業逾期放款居高不下、經營積效走下坡,政府雖然在去年將銀行營業稅率由五%降為二%,協助金融機構轉銷呆帳,期望降低逾期放款比率,但舊的不良放款才剛轉銷,新的逾期放款又出現,銀行的資產品質始終無法獲得有效改善。  

 探究其原因,在於政府沒有正本清源採取解決之道;目前台灣經濟問題根源於傳統產業凋敝,導致房地產市場長期不振。另外,業者為了搶建容積率,大量推案,造成數量龐大的餘屋出現,讓房地產景氣雪上加霜。但問題的源頭,還是在於企業及資金嚴重外移,政府忽略企業赴中國投資對台灣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正是導致台灣傳統產業凋敝及經濟衰退的重要原因。  

 儘管政府將提出三千億元優惠房貸計畫、暫時停建國宅及勞宅、並且考慮延長建築執照二年期限,但上述措施是否能有效解決房地產滯銷問題,仍存有不少疑慮。

 由於受到傳統產業、股市、房市景氣不振的連鎖反應,目前國內金融機構資產品質嚴重惡化,截至今年六月底止,本國銀行逾放比率為五點○五%,金額為七千零四十二億元,如果加上基層金融逾期放款二千多億元,目前存在於金融機構的逾期放款總金額已接近一兆元;雖然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少部分和人謀不臧、內部舞弊有關,但大部分的逾期放款還是肇因於大環境的影響。目前金融機構的危機包括三大項,分別是金融業競爭惡化、逾期放款無法改善、銀行經營績效走下坡。  

 為解決金融機構所面臨的問題,吾人建議,政府宜繼續調降銀行營業稅率為零、設立資產清理公司(RTC)、以租稅措施鼓勵金融機構良質合併、儘速立法落實金融監理一元化等。  

 目前部分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已嚴重侵蝕淨值,若不早日解決,台灣有可能發生本土性金融風暴,將連帶引發經濟崩盤危機。  不過,解決金融機構不良債權問題,只是治標的作法,治本之道,還是在於振興傳統產業景氣,讓產業繼續生存發展,企業自然有能力償還金融機構借款,金融業的呆帳才能下降,逾期放款自然成為正常放款,金融機構的債權終可確保。  

 吾人建議,政府欲挽救股市、房市及金融機構的危機,務必先從傳統產業(包括營建業)救起,並同時凍結企業赴中國投資。政府宜採取下列措施因應,包括:一、提出通盤輔導傳統產業升級與轉型計畫。二、建立傳統產業正常融資管道。三、暫時無限期延長建照期限,等待房市回春及餘屋消化,再通盤檢討建照期限,並儘速推動三千億元優惠房貸。四、立即推動股市庫藏股制度。五、暫時停止審議對外投資案(尤其是赴中國投資案),保住國內資金元氣,重新檢討對外投資政策,先穩定台灣經濟實力。  

 挽救傳統產業景氣的同時,之所以要兼顧企業外移問題,乃著眼於政府動用大量資源解決國內經濟危機,必須確保資源確實用於台灣,真正厚植國內經濟發展,慎防國人再次將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外移,因此,吾人認為,「救台灣經濟必先救傳統產業」、「救傳統產業必須同時減緩資源的外移」,如此才能重建金融秩序、挽救金融危機,否則政府一切努力將成泡影。


政府應立即停止開放銀行赴中國設辦事處
─為台灣的經濟前途五向陳總統及唐院長進言

 本報日前已針對台灣經濟、環保政策、振興傳統產業景氣、防範金融危機等問題向政府提出建言,為喚醒政府當局注意,今日再就國內銀行赴中國設辦事處一案提出論述。  

 正當國內經濟環境發生傳統產業凋敝、資金嚴重外移,不少企業面臨倒閉危機的同時,政府卻在本週二宣布欲開放國內銀行赴中國設辦事處,由於設辦事處之後,緊接而來的是設分行壓力,台灣又將面臨另一波資金西移熱潮,國家經濟命脈可說是岌岌可危,基於國內經濟發展前景,對於政府的這項計畫,吾人期期以為不可。

 政府雖然開放企業間接赴中國投資時間長達九年,但一直禁止銀行借款給企業赴中國投資,政策的原意,當然是防範台灣資金過度流往中國,但儘管銀行嚴格把關,還是有企業利用其他名義,將銀行所借資金轉往中國,讓政府及銀行防不勝防。  

 中國挾著廣大的市場、便宜的勞工、短暫的租稅優惠,吸引各國的資金前往投資,其中台灣資金就是頭號目標,而國內企業在國內投資環境逐漸惡化的情況下,也絡繹不絕前往投資,正好掉進中國所設下的圈套。其實企業外移大陸,政府必須負起大半的責任,長期以來,政府漠視環保爭議、生產成本上升及企業無法升級轉型的困擾,企業在無法生存之下,只有出走一途。  

 根據經濟部統計,國內企業赴中國投資家數已高達五萬多家;如果加上私下前往投資者,總家數勢必倍數增加。國內銀行欲赴中國設據點,無非是相中在當地的台商商機,台商一旦得到國內銀行奧援,台灣資金就會源源不絕的流向中國,試問,政府如何規範台商在中國的借款行為。政府開放銀行赴中國投資,將會和台灣資金嚴重西移劃上等號,為政者豈可不戒慎!  

 經過長時間的企業外移,台灣傳統產業正面臨凋敝危機,如果銀行再登「陸」,試問,台灣還剩下什麼? 銀行赴中國設據點,可以分兩個負面層次探討。第一、依據國際規範,任何銀行欲到其他國家設分行,皆規定需匯入一定規模的營運資金才能獲准營業,如果每家分行以五千萬美元計算,未來國內銀行如果有五十家前往設分行,台灣資金將流失二十五億美元,由於中國市場經營不易,幾年後又要從台灣母行繼續匯入資金或向外國銀行借貸以彌補財務缺口,中國將成為台灣資金大黑洞。  

 第二、國內銀行分行若在中國營運不善倒閉,不僅影響到台灣母行的根本,危及金融體系的安定,同時損害到存款大眾及股東的權益,形成「厚植中國經濟發展,犧牲台灣前途」的諷刺景象。  

 過去,政府開放企業赴中國投資,目前已造成國內傳統產業凋敝,未來如果再開放銀行赴中國設據點,台灣金融業勢將拱手再讓給中國。台灣官員所行所事,到底是為了台灣人民?還是彼岸民眾?已讓吾人神經錯亂,這是台灣人的悲哀。  

 這次政府以收集商情為由,將開放銀行赴中國設辦事處,並且表明只能收集資料不能營業,因此,不會有資金外流問題。其實這是政府官員一廂情願的說法,當國內銀行成群結隊到中國設辦事處,二年後「銀行團」勢必集合力量向政府施壓,要求開放銀行赴中國設分行,屆時政府如何抵擋業者的壓力?辦事處只是藉口,設分行才是本意。  

 其實,政府早已開放銀行可派員赴中國考察商機及收集資訊,其他國家的銀行也常發表中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國內銀行對中國市場並不陌生,已不需要再赴中國設辦事處收集商情。政府開放銀行赴中國設辦事處,其背後實質意涵,還是想協助銀行「先設辦事處、後設分行」,主要的考量仍在於協助台商取得資金,讓台商在中國生根,加速「台灣中國化」,只要國內銀行登陸,台灣資金勢將引發第二波西移熱潮,國人對台灣經濟前途的信心將喪失殆盡,幾十年全民的努力化為泡影。  

 因此,吾人強烈建議,政府應立即停止籌劃開放銀行赴中國設辦事處,並且暫緩審查企業赴中國投資案。目前國內企業面臨營運危機者不在少數,部分學者及企業甚至擔心今年底國內會發生本土型金融危機,政府官員應該發揮良知,負起歷史責任,先穩定國內的經濟秩序,挽救傳統產業生機,讓企業主願意留在台灣發展,才能一併解決股市、房市及金融業所面臨的問題。


政府應立即全面展開產業營運普查─為台灣經濟發展前途六向陳總統及唐院長進言

 本報日前已針對台灣經濟、環保政策、振興傳統產業景氣、防範金融危機、停止開放銀行赴中國設辦事處等議題向政府提出建言,為再次喚醒政府當局注意,今日再就政府應全面針對傳統產業經營問題進行普查提出論述。  

 上週二,財政部公布我國七月份進出口值分別為一百三十四點七億美元及一百三十六億美元,各較去年同月成長四十一點九%及三十六點五%,雙創歷年單月新高紀錄,財政部表明我國對外貿易將持續穩健成長。國際貿易是台灣的經濟命脈,進出口表現良好,雖給予台灣經濟成長原動力,但政府官員絕不可讓目前外貿佳績表象沖昏了頭。  

 上月二十七日,經建會發布六月份景氣燈號為綠燈,代表國內經濟景氣仍屬於穩定階段,不過,綜合判斷分數卻由五月份的二十九分降為二十七分,而領先指標更是連續五個月下降,當時經建會說明,我國經濟景氣將在第三季進入盤整,外界則形容,景氣綠燈將愈來愈趨暗淡。  

 綜合上述兩項經濟指標可以發現,台灣的經濟發展確實存在若干隱憂,政府應該未雨綢繆,預先協助企業解決難題,絕不能等到景氣綠燈掉入黃藍燈或藍燈衰退階段,才著手挽救。吾人認為,找出國內經濟隱憂最好的方式,就是由經濟部立即全面展開產業營運問題普查。  

 普查的重點,應著眼於廠商設備利用率、資本報酬率、本業利潤率以及廠商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與建議。特別是已赴中國投資的企業,目前在國內的營運狀況,更應納為調查重點。  

 這項普查資料,將可以作為政府擬定產業發展計畫的依據,惟有實地了解產業的困境及建議,政府才能對症下藥。 過去,幾個工商團體及政府單位曾做過類似的調查,發現產業所面臨的問題重點,在於缺工、缺資金、缺乏小型工業區、環保爭議無法解決、研發能力不足、資訊取得不易等。但是過去的調查,卻往往忽略廠商設備利用率、本業利潤率以及已赴中國投資的企業目前在國內的生產情況。  

 目前不少企業雖正常營運,但設備利用率不到七成,有些廠商的設備利用率甚至不到五成,閒置的機器設備及人力,是國家經濟力的損失。另外,若干企業雖然帳面上掛有盈餘,但很可能是以處理既有資產來度日,甚至於放棄本業,以營業外利益來充數;因此,普查的重點之一,必須區分本業利潤率及營業外利潤,才能深入了解企業的體質好壞。  

 吾人尤其主張,政府全面普查,應該徹底了解企業赴中國投資之後,母公司目前的生產營運狀況,並針對赴中國投資其前後產能、僱工、利潤、資產等變動情況,做分析比較,以明瞭台商有沒有根留台灣?母公司是否已成空殼子?該項資料,宜作為政府重新規範赴中國投資的重要依據。  

 台灣和中國之間的經濟,早已由過去的互補互利,逐漸轉化為競爭敵對,包括紡織、家電、電子產品等國外市場,兩岸已競爭白熱化。如果政府官員無法做到「知己知彼」,如何打贏兩岸的貿易戰?這也是為何本報一再闡釋台灣優先的概念,並要求暫停審查企業赴中國投資案的主要原因。  

 要「知己」,政府官員便需要對產業所遭遇的問題及建議做全面的普查,而不是坐在辦公室,等待產業界找上門投訴,全民政府必須化為行動政府,才能有效挽救企業所面臨的危機。  

 最近幾年政府的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稅收成長率低於政府支出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財政惡化讓政府的施政作為受到牽制,傳統產業衰退就是稅收短少的主要原因。儘管高科技行業彌補了傳統產業對稅收貢獻度的部分空缺,但高科技行業大半仍屬於租稅優惠階段,尚無法成為納稅主力。因此,政府的產業發展計畫應該多元化,並且傳統與新興並重,才能讓台灣經濟永續發展。  

 自從新政府於今年五月份上任後,民間重大投資急遽衰退,除了民眾對政府施政未具信心外,部分政府官員有意開放大陸投資的論調,也讓國內投資意願躊躇不前。因此,吾人提出鄭重呼籲,政府應立即導正開放兩岸經貿的危險心態,儘速進行產業問題普查,並全力建設台灣經濟,把台灣人民的福祉擺在第一位。

金融問題   三元化的產業結構失衡股市與金融體系二支柱都發現問題

☉邱正雄

 當前台灣的經濟基本面不錯,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可達六點七○%及本年前半年出口成長率已達到二十三%,與金融風暴期間八十七年的經濟成長率五點四%、出口成長率下降九%相較,可說好得太多。

 而就全體銀行流動性而言,就本年六月份狹義貨幣供給額(M1B)年增率十點○七%及廣義貨幣供給額(M2)年增率六點五九%而言,亦均在中央銀行認可的適當區間範圍內,在亮麗的進、出口貿易成長率下,匯率由市場供需自由決定,亦屬適當。但是台灣當前金融的問題不是一般性的總體經濟問題,而是在三元化的產業結構失衡問題。

 第一:高科技產業,就產業經濟所需資金的流量分析而言,高科技產業的業績目前仍高度成長,環顧國外市場,美國經濟下半年雖會遲緩些,但是歐洲市場仍然強勁,因此不影響我國電子業未來一年的展望,故其業務拓展所需資金均可在國內外資本市場及銀行獲得必要融資。

 第二:一般性產業與傳統產業。由於我國工資及土地成本與鄰近地區國家相比,相對較高,加上甚多傳統企業外移或大量對外投資,對國內傳統產業就業及投資性的房地產需求減少,連帶使國內傳統產業擴張或維持有利經營環境受到甚大影響,其中以營建業所受影響最大。

 第三:銀行業,受到政局變動後新政府施政方向不明確影響,股票指數下跌使廠商發行股票籌資管道受到極大影響,而支持企業經營的另一主要融資管道即銀行的放款與投資,本年六月成長率為二點七四%,遠低於經濟成長率及貨幣供給成長率,顯示銀行雖然濫頭寸多,但是有錢卻貸不出去。

 本年五月中旬前,銀行放款與投資成長率雖然也相當低,但是台股指數仍維持在九千一百點左右,就匯率之外的兩大金融支柱:股票市場與銀行融資而言,過去至少維持股市支柱的健全,並求得逐漸改善另一個銀行放款支柱的機會,但是目前此二支柱均發生問題,如不能妥善處理,將可能引發另一次金融風暴。

 對於三元性的產業結構問題的處理,因高科技電子業等已具競爭力,應持續維持其作為我國火車頭工業的地位。對於其他的兩元產業,宜採選擇性政策給予協助,以促其改善,建議如下:

 一、政府政策宜明朗確定,以恢復股市信心。由於股市屬於敏感市場,投資人對任何信息必會產生相對反應,因此政府釋出政策主張時宜清楚明確,以免投資人因怕政策不明確而持觀望的態度。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每次發佈政策時,均有詳細的書面資料,顯示其政策嚴謹負責,但現行我國行政首長發佈政策時常隨心所欲,而發佈後又常立即更改,故常令投資人無所適從而失去信心,例如,經濟部長才說需要興建美濃水庫,但是馬上又被陳總統否決,「政出多門」之現象,似宜早日改善。

 二、加速推動庫藏股及改進股利發放方式,自民國七十五年起,我國國富快速累積(以外匯存底快速增加及其乘數效果造成的財富為主),產業自有資本比率亦高於亞洲鄰近國家,顯示企業保有甚高的累積資本公積及保留盈餘,故企業對於過低的股價,自可以發行庫藏股的方式,減少股票市場流通量,以改善其股價偏低情形。

 此外,我國過去股市快速成長,加上現金增資股增值免稅,故投資者偏好股票股利,雖然現在傳統產業股價低迷,但是現行企業中,仍有甚多經營正常,股利遠高於存款利率者,可以儘量改以現金股利方式發放,以免稀釋股權,當有助其股價穩定。此外,並可以配合投信、投顧業者代客操作業務的推動,吸引存款戶將資金投入股市。

 三、當協助解決營建業問題及民眾購屋,政府擬推出三千億元房貸,立意甚佳,惟執行方式如不適當,其結果可能弊多於利。 一九九○年代的日本經驗可資借鏡,按當時日本在泡沫經濟後,為求刺激景氣,鼓勵銀行辦理高額房貸,其承貸比率除房價外,甚且包括裝潢支出,但結果造成日本發生長期的金融及銀行業危機,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提供數十兆日圓辦理對銀行的紓困。

 報載我國政府將要求銀行以房價九成貸款,其中兩成由中小信用保證基金保證,此與日本經驗相類似,不可不慎,因為它必然會造成很多人頭戶貸款問題,打亂營建業的產銷秩序。此外,本案房貸戶只要自備一成自備款,貸款人只需在新屋住上幾年,如設定租金就比該一成款為多,將來若經濟轉變而情況不好時,借款人即可不再付房貸,而將房屋轉由銀行承受,故此種政策長期而言會造成未來銀行逾放極端嚴重的情況。

 事實上,本案只要比照過去蕭內閣的一千五百億元房屋貸款,由購屋者自籌七成款,即能改進目前營建業困境及房貸需要。

 四、其他如推動房貸證券化,加速推動九二一重建計畫及加速台灣高鐵的興建,將能協助解決高雄、台中等都會區房屋過多及災區民眾住屋不足等問題。

 在政府政策確定前,執政者則不宜多言,政策確定後執政者貴在能確實宣導與執行其政策,則政策效果即能顯現,也能達到協助促進我國金融及經濟的穩定與成長的目標。 (本文作者為前財政部長)


好好評估開放銀行到大陸的風險與利弊

☉黃天麟

 幾天來,因行政院新聞局長的一句「二週內公布開放銀行赴大陸設辦事處相關辦法」,使銀行登陸的問題頓時成為國人注目的焦點。

 銀行業不同於一般行業,它的槓桿很大,又職司債權債務的清算功能,其安危直接影響國家經濟金融的安定,這一點國人應可從東南亞金融危機獲取教訓。也因此過去除非在軍事上可以完全壓制對方,尚無一個國家肯於允許自己國家的銀行到敵對的或具軍事威脅的國家設立分行或銀行。所以筆者擬在此以個人對實務之了解與觀察,就開放銀行到大陸的風險與利弊做一評估,供讀者參考。

 主張開放者約有下列理由:

 第一、銀行登陸可帶給大陸台商融資之便。大陸歡迎台商,除期望獲得台商的技術、管理與市場外,資金也是主要目的,因之對大陸台商之融資從不熱中,台商資金之調度確有很大的不便,銀行登陸應可解決大陸台商許多融資之困境。

 第二、大陸商機無限,銀行有利可圖。這是個事實,只憑「台商有五萬一千多家,投入資金六百多億美元」這一點,商機應該不少。 第三、加入WTO後,大陸在二年內會開放外資銀行從事企業之人民幣業務,五年內開放個別客戶,所以先卡位為贏。此次開放的是辦事處,暫不會增加放款風險。

 但銀行登陸卻蘊藏著下列風險:

 (一)加速台灣經濟的邊陲化、空洞化。過去銀行沒到大陸,台商就已去了五萬一千多家,如再開放銀行登陸,給予台商融資的方便,無異進一步花錢去改善大陸之投資環境,去的台商可不更多?台灣產業會不會因此加速空洞化?政府的振興傳統產業方案,亦可能因此破功。

 (二)商機看似無限,但相對於風險,銀行獲利其實有限,由於大陸一直矢志併吞台灣,所負風險更大。海外分行之特質是當地存款很少,放款所需之資金均由海外拆借,形成銀行負債在外(在國際金融中心)、資產在內(在海外分行所在地)之局,且成本不低。

 海外分行之資產報酬率雖然比國內之○.六%好,但也不高,只約一%,將來之大陸分行亦然,亦即一億美元的風險資產(放款)一年只有一百萬美元毛利,僅夠支持一小型分行之開銷。放款餘額達到二億美元以上,才有一些蠅利。為了區區一年新台幣二、三千萬元的利潤,銀行須暴露高達六、七十億元的資產於時時以武力威脅台灣的大陸。這是很高的風險,因為大陸隨時可以找出一些莫須有的理由來勒令銀行關門或扣押其資產,此時銀行自國外拆借之負債仍必須償還,迫使銀行經營陷入危機。這非危言聳聽,國人應從北京對張惠妹的處置獲取一些教訓。或許說,我國政府可以規定登陸的銀行承做放款以從大陸吸收之資金為限,但大陸當局並非省油的燈,亦可限制大陸之銀行對台資銀行之資金融通。即使大陸當局沒有這樣做,一個單一分行所能吸收之當地資金畢竟有限,最後還得依靠母國之資金或自國外拆借。請不要期望將來之人民幣業務,我國銀行新加坡分行的新幣存款都少得可憐。

 銀行自己會看管風險之說法,也是相當危險的。為了盈餘的壓力,到時個個都自認在可承擔之風險範圍之內,有事則個個都會悔之不及。 (三)銀行登陸最大的風險是在於整體國家(台灣)經濟金融之穩定與安危。一家中型銀行只要暴露在大陸的資產在二億美元,大型銀行暴露在大陸的資產達六億美元(現在國內銀行在美國之資產一家均六億美元之上),大陸不友好的舉動都會置一家銀行於死地,屆時WTO有何作用都還是未定之天,若登陸的銀行有十家,這十家銀行一起發生問題,則台灣的金融必大亂,國際信用一夕之間墜入谷底,台灣的經濟可能自此永無翻身之日。也就是說,開放銀行登陸等於將台商之風險與銀行結合,將台灣的金融、經濟安危交給北京去操盤,豈可不慎。

 有人說,這次擬開放的是設立辦事處,無關授信。這並非事實,辦事處對大陸台商之融資,都會在境外記帳,台商還會以海外子公司出名借款,授信風險必與日俱增。二年後,改制分行之要求必隨之而來,且更具理由,因之開放設立辦事處與開放銀行到大陸設立分行具同一意義。放易收難,如何有效控制國家風險,能不能控制,政府有沒有足夠的決心與魄力去駕馭這一批出籠的銀行?這都是為政者在開放之前,宜慎重再慎重思考的問題。

 過去銀行業不准去大陸,大家也沒有去。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現在一開放,馬上面臨的問題是一窩蜂現象。正如央行副總裁陳師孟所說,大陸猶如一個黑洞,所以他對此馬上有國家捐之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且想去的也不一定去得成,銀行登陸還得北京點頭,核准的代價當然是對北京低頭,可預見的是,將來這些銀行、企業或許還需永遠地低頭下去。(作者黃天麟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挽回台商的心以降低中國投資熱

☉詹順發


 台灣目前的麻煩,與其消極地降低「中國投資熱」,不如積極地挽回台灣資金對台灣的向心力。經濟法則是,資本的流動永遠是朝向最有獲利可能性(或稱本小利厚)的方向去。例如國內股市電子股的成交量會動輒占大盤的七、八成,而許多的產業股卻一再破底,甚至跌破票面值的產業、金融股比比皆是,何以如此?問題出在電子股獲利快,產業股獲利慢。這個現象說明了資金永遠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任何非市場的干預力量縱能暫時遲滯其趨勢走向,但卻無法永遠地壟斷及掌控其尋求有利出路之特性,這就是市場力量精義之所在。台灣與中國對於台灣資金的爭奪之原理亦如此。台資從一九八七年開放探親以來所產生產業、資金不斷地外移中國可從此求答案。換言之,台灣目前的經濟困境例如資金缺乏、失業率上升、建築業長達十年的不景氣、建商積壓資金過高、空屋率居高不下,建商、承購戶資金套牢在土地、房屋上、銀行呆帳居高不下,產業股票一再破底,與此脫離不了關係。因資金是企業的血液、交易的動能,當一個人一再大失血,沒有說能夠健壯如牛的道理。經濟發展之於資金亦如是。

 企業投資與否,在經濟層面中是取決於四個影響成本的重要因素,即土地、工資、勞動力供給、稅負等。五十年來台灣之經濟發展甚快,經濟發展的結果導致所得增加以及人口增長,但伴隨而來的是通貨膨脹,於是國內企業所面臨的首要難關是七十年代以來台灣的工資不斷地快速上揚,偏偏工資具有所謂「向下調整之僵硬性」,易升難跌,企業界為了解決工資上揚之問題只得尋求外勞,或選擇往工資較低的地方去投資,如中國。且由於經濟發展漸趨成熟,政府職能不斷地擴大,特別是政治解嚴後政黨間的政策競爭趨於激烈,於是相互地以社會福利做為吸引選民之利器,但這一切,非錢莫辦,於是許多優惠產業之賦稅政策,注定要不斷地取消以「擴大稅基」來支應政務支出,例如過去為了鼓勵產業投資及華僑資金回台投資之「獎勵投資條例」、「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已廢止,企業投資在賦稅上之減免優惠不斷地縮限範圍(如現行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對投資企業之賦稅優惠範圍相對地縮水)或取消,所以企業投資因減免賦稅而降低之成本優勢,遂逐漸喪失。

 由於土地供數量是不變的,其並不能「增加產出」,所以人口增加及經濟發展之結果均會造成土地價格不斷的上升。土地價格、建廠支出此種固定資本的昂貴支出,已變成台資是否願意在台灣投資之重大考量事項之一。

 此外,由於經濟發展、生活富裕、人民流於逸樂取向,其工作意願不若過去的認命、勤奮、腳踏實地,所以許多初級產業或較辛苦之工作,面臨欠缺勞動力之問題。凡此,均使得台資在台投資之成本不斷地上揚,倘非該產業在國際上有較優勢價格或良好利潤,例如電子業中的半導體IC產業,在「賠錢生意沒人做」之下,產業資金外移尋求活路,為必然之結果。此時同文同種的中國正好提供一個溝通的便利環境。

 另外尚有政治穩定度、環保、社會運動之非經濟層面干擾,也是台灣投資環境不斷惡化的因素。亦即自從解嚴以來,舊有的政經秩序被打破或受到挑戰,但迄今無建立一套新而有效的社會、法律規範,以致投資受到經濟與非經濟因素交互干擾,這也是為何台灣社會力量越解放越蓬勃但資本外流卻越嚴重之理由。例如台塑的六輕若非舊政府提供專用碼頭等經濟及非經濟誘因、特許、優惠及「戒急用忍」政策強力阻止,在六輕投資被一再以環保之理由遭政客們、社運力量從中炒作,致其從宜蘭的利澤被趕到桃園觀音,再被趕到雲林麥寮,最後落腳在窮鄉僻壤的麥寮海上而以填海造陸完成投資。六輕恐怕早已到中國海滄投資矣!

 這個案例非特例,而是每天在台灣各地不斷地上演,政客們做秀以取悅少數不明就裡的當地百姓,竟至以經濟投資為「芻狗」,不斷地打擊願在台之投資者,則資金不外流也難。

 明瞭台灣病因之所在才能對症下藥,如何挽救台灣外流的資金不外乎二者而已,即協助在台投資之資本「降低成本」、「排除非經濟因素干擾」。此兩者能成功,則台資不禁,不會外流中國,不請亦自回流台灣,茲將具體策略陳述如下:

 (一)減免一定金額以上投資案之賦稅,企業以盈餘擴大投資者一樣減免稅負,且以該盈餘再投資時已繳稅負得全數退稅,要之擴大「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適用範圍及門檻以協助投資者降低成本,是政府可以做得到之事。且一旦台資留住經濟活絡景氣繁榮,政府的稅收反而「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上述的減稅措施不過是未來取得更多稅收之成本耳。

 (二)政府工業區土地只租不售,對於資本未外移中國之產業、有重大盈餘,不提升技術者,得減免租金以示獎勵,企業在工業區若無經濟事實、或長期虧損、或無效率者則土地收回。由於租賃價格遠低於土地買賣價格及其利息支出,如此資金積壓在地租上之成本自然降低,並斷絕炒作工業區土地增加有心經營企業者成本之歪風,並可對土地做有效之利用。

 (三)廢止「基本工資」制度,基本工資的存在與否對國人之工資無影響,但卻使外勞受惠加重資方成本支出,外勞在台工作收入皆匯至其母國而未在台灣消費,基於公平其自不應享有最低工資之保障。

 (四)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目前社福支出由於政客們「競相標價」之結果,已變成國內投資者不可測之「風險成本」,並扼殺企業之獲利能力,且也打擊人們工作之意願,形同鼓勵懶惰打擊勤勞,故社福支出應削減。否則至少應凍結在目前法令之水準。

 (五)對於外資之重大投資案,中央有權全權主導並特案准許,只要其符合國內投資及環保等之相關規定,其相關土地取得建廠、環評等不需再經由地方政府之手介入審核,國內資金之投資亦然。

 (六)關於廠商所引起之公害、公安之問題,政府必須以公權力強力介入解決,或組織民眾打公害訴訟,不得任由民眾圍廠私設路障自力救濟。 (七)對於流氓、社運人士假借公安環保等問題強行介入或阻止投資進行及生產運作,一律依法重懲。

 (八)對於在台資金投資有成,及對技術提升有重大貢獻者,政府應給予獎勵及榮譽。

 (九)政府應切實解決目前「北缺電、南缺水」之問題,切勿再以水電問題牟取個人政治利益或做秀,所謂建美濃水庫留待民國九十八年再做決定,似此自己當好人給別人當壞人的施政方式,更是十足不負責任操短線的政客嘴臉。

 (十)中央政府有義務阻止地方政府以「回饋地方」為名恣意向廠商收取「回饋金」、「鎮長稅」等,若有此情形,地方政府相關官員一律依貪污治罪條例嚴辦,並追繳或追徵其犯罪所得發還被害人。 (作者詹順發╱律師)


誰要當呆胞?

☉周尚文

 新政府對中國政策,動作頻頻,有鬆懈舊政府「戒急用忍」的傾向。在中國不肯放棄武力犯台之前,台灣人仍必須堅守戒慎以對,否則吃虧的還是台灣人。

 台灣人從來就沒有自外於中國人,即使曾經被中國滿清政府出賣給日本人當奴僕,在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台灣人有機會當家做主,都沒顧得本身利害,只一心一意要回歸祖國,熱烈地歡迎中國國民黨政府來接收台灣。這些歷史的事實,從當時流落在雅加達、新加坡等東南亞諸國的台灣籍日本兵,在俘虜收容所中等待遣返台灣的期間,由林益謙、陳武雄(陳千武)、吳墩燦等知識者所印發的「明台報」上,可以看到台灣人多麼想回歸祖國、重做中國人。他們在俘虜收容所中,認真學習中國語文,藉著背誦「國父遺囑」去理解「三民主義」。

 「明台報」雖只發行到第五號,但是每號都有文章表達台灣人脫離外族桎梏、重回祖國懷抱的喜悅,顯露台灣人單純樸素的天性。儘管他們曾經為了能早日回到台灣,前往中國領事館央求設法安排船隻時,受到總領事粗暴的侮辱,斥責這些可憐的台灣兵:「跟什麼人來,就該跟什麼人回去!」儘管他們經常可從當地的華僑或英國人口中,獲悉中國政府接收台灣後的政治表現,是如何地無能腐敗,欺壓台灣人。可是他們仍然希望趕快回到台灣,全心全力配合政府為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想,要先把台灣建設成模範省,再去幫助全中國。他們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語文寫文章,奢想中國政府會成全台灣走向完全自治。

 可是他們萬萬沒想到熱切期盼的祖國政府,在他們尚未回到台灣之前,就已經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他們一回到台灣就落入白色恐怖統治。原本在「明台報」上呼籲「團結一致、建設新台灣、報效祖國」的滿腔熱血,遽然凍結。回歸祖國後的台灣人,只不過從日本人的奴僕換成中國人的奴僕罷了。

 事隔五十餘年,台灣再面臨同樣的命運,只是當時的「回歸祖國」戲碼,被換為「一個中國原則」。中國人還是把台灣人視為俎上魚肉。而台灣人天真純樸依舊(其實是愚昧依舊),在中國不放棄用武力進犯的陰影下,仍然自以為是中國人,或中國人的親戚,帶著大把鈔票、大批資財去中國探親、旅遊,去中國投資、設工廠,去中國佈施、做善事,沒幾年就把窮得連貓狗都養不起的中國人「翻身做大尾」,反過來向台灣人威脅:「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不聽話就揍你!」對台灣總統頤指氣使,要「聽其言、觀其行」,一方面卻虛情假意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台灣人絕非背祖忘宗之徒,新住民跋山涉水、千辛萬苦去中國探親,割捨不掉中國感情;舊住民藉著宗教信仰,勞師動眾扛著神像,車船奔波去中國謁祖進香,虔敬崇拜中國神明,在在證明台灣人對中國的愛。可是中國之於台灣,只有「苛待」!中國政府叫囂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但從來未曾體恤過台灣人民的感受,尊重過台灣人的權益。台灣人在中國的花費,無不被中國人加倍痛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平常一席飯菜頂多三至四百元人民幣,台灣人去光顧就非上千元不可;蒲田到湄洲島的船費,一般只收一百五十元人民幣,台灣人就得付出三百五。

 對台灣百姓如此,對台灣企業還是照樣算計。台塑投資興建漳州發電廠,是給中國經濟利得的大手筆,可是中國政府擺明吃定台灣人,等到台灣的資財設備全部套進中國以後,馬上翻臉不認帳,不但把原契約的設置規模裁剪三分之二,六組發電裝置,只准二組開工啟用,而且將其產出品的電價,大刀一揮砍得七零八落。中國政府對待台商的鴨霸姿態,縱然是世界知名的台灣經營之神,又能奈何?

 本月初一,在東莞有一名演藝界楊姓大哥大手下的球場經理(台南人),與大陸妹結婚,本來打算在婚宴排場上炫耀一番,以時下最高單位每桌一千五百元人民幣訂了五十餘桌酒席,沒想到那天剛好也是紅軍節日,當地的解放軍也在同一酒店開桌慶祝,可憐這名球場經理,雖花大筆錢訂好的婚宴場地,卻被擠到一邊角落。他向酒店理論,抗議為什麼不尊重每桌一千五的大客戶?酒店的回答是:「別臭美了,比起軍爺的三千三滿漢全席,差遠了!」人民解放軍吃的是每桌三千三百元人民幣的滿漢全席,也就是說十個解放軍一餐吃掉一般老百姓的全年收入!

 難道中國政府給得起紅軍如此優厚的待遇嗎?如果不是,這些錢從何處來?幾年來,台商所挹注的經濟利益,非同小可,可是在專制腐敗的政治下,這些利得對十幾億貧困中國人根本是無關痛癢,只是養肥了更多的不肖官僚而已。這可以從台商最密集的深圳、東莞一帶,到處可看到連最基層的村級書記,都有高級轎車得到證明。中共幹部儼然已成為台商的太上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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