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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0年11月12日星期一

加入WTO後我國政府決策品質堪憂
醫界導師 民主鬥士 —懷念李鎮源院士
日艦南巡,中國、台灣入會WTO
誰是台灣的主人?
警察局長的任命權誰屬?


加入WTO後我國政府決策品質堪憂

胡念祖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社會民眾與決策階層多關切世貿規範對我國產業的可能負面衝擊,並籌謀因應之策。然,筆者認為,世貿體制與規範對我國產業之衝擊程度或許不如對政府決策品質的衝擊程度,因為在退出聯合國三十多年後,我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釐訂的品質上,可說是「內無政策分析之才,外無國際視野之見」。

 日前農委會漁業諮詢小組曾開會討論「漁業產業不景氣致漁船滯港時減徵漁港管理費」乙案。全案係由高雄市政府漁業處提出,希望對美式大型圍網漁船滯港之漁港管理費減收九成,對雙拖網漁船減收五成,減收之理由是「不景氣導致漁船滯港而需減徵漁港管理費」。全案照地方政府建議通過,但在提議之中,不見地方政府及中央漁政機關提出減徵漁港管理費之「政策目標」為何,亦不見減徵成數的訂定基礎研析資料以及減徵的期限。

 依據「漁港法」第十五條之規定,漁港主管機關應向漁港基本設施使用者收取管理費,且此管理費之收費類目及費率係由中央主管機關(即農委會)訂之。再依農委會所訂定公告之「漁港管理費收費類目及費率標準」第二條之規定,漁船按每船噸每日新台幣一元至三元計收,第四條第二項規定「遇天然災害或漁業產業不景氣,致漁船滯港時,各級漁業主管機關得減徵漁港管理費」,使得農委會漁政機關在訂定、徵收、減徵漁港管理費上於法有據。

 自民國九十年初,漁政機關開始徵收漁港管理費後,此一費用已成為漁業經營者所須付出的成本之一;而政府在徵收之際,亦須付出一定的行政成本。因此,在決定是否減徵漁港管理費時,必須考量業者與政府雙方所須付出之成本,以及減徵對產業界及對政府管理漁港的成本結構影響為何。

 再者,依據公共政策及漁業政策之學理 ,在討論是否減徵漁港管理費之前,應先釐清我國的漁業政策目標為何?若漁業政策目標係認為我國某項漁業之漁捕能力過剩,欲以減船來維持全球漁業資源的永續利用,並可因此符合聯合國糧農組織所訂「漁捕能力管理國際行動計畫」中要求各國家對漁捕能力進行有效率、公平、透明的管理,以達成魚群保育及永續利用之要求,則應藉此不景氣時機,強迫經營不力之漁船離開此一產業,而不宜再以政策性措施降低其經營成本,使其得以勉力維持,反而無助於該項政策目標之達成。反之,若某項漁業為我遠洋漁業之主力,且在國際漁業 上仍具競爭發展潛力,則政府當然應該在其產業不景氣之際,「雪中送炭」,以政策手法調節其經營成本,以維持其存在優勢。

 由本案決策程序觀之,我國政府官員公共政策分析能力薄弱,又不能在國際視野與規範下思考國內產業之發展走向。若只能以民眾之要求為政策判斷的基礎,則又何需政府政策的前瞻與領導呢?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我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實應考慮全面增加「公共政策」或「政策分析」為必考科目,現職公務人員亦應在職訓中強制研修公共政策或政策分析學,以免手握政策制訂之權的公務人員只有「漁業生物學」等之專業知識,而無公共政策制訂之能力與視野。(作者胡念祖╱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華民國海洋事務與政策協會秘書長)

醫界導師 民主鬥士 —懷念李鎮源院士

☉涂醒哲

 「李鎮源院士病危!」我在泰國聽到這個消息,萬分不捨,趕快請我的太太鄭玉娟前往台大醫院協助照料。雖然我很遺憾無法見到老師最後一面,但聽到老師逝世時,陳水扁總統特別趕去看他,頗感欣慰。

 一九九一年,台灣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李鎮源院士率領「廢除刑法一○○條行動聯盟」在台大醫學院門口靜坐,令人動容。李院士勇於投入民主運動的熱忱,讓醫學院很多後輩深受感動,遂商議組成台灣醫界聯盟,結合愛台灣疼鄉土的醫界人士,一齊替台灣打拚。

 我從台灣醫界聯盟草創,分別擔任副秘書長、秘書長。多年來,除了每週和李院士開會及舉辦各種活動外,也替他擬定各種講稿、宣言、聲明,就近體察李院士的風範,學習李院士的做事與為人,受益良多。

 去年總統選舉時,阿扁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身為建國黨主席,李院士不惜得罪同志,一口答應,懷著「愛台灣、疼子孫」的心,以實際行動全力挺扁,連生日都被用來作為挺扁的募款餐會。

 對阿扁總統的支持,李院士還有一段擔任李遠哲院長說客的秘聞,我一直沒有發表過,如今既然阿扁總統在「世紀首航」一書中提到,而李鎮源院士已逝,應是可以稍作披露之時。

 在總統選舉後期,民進黨與國民黨陣營都在爭取李遠哲院長的支持。我徵得李院士的同意,寫了一封信給李遠哲院長:「政治是眾人之事,大家若都遠觀,保持潔癖,則總是會有更差的人出來主政,惡性循環要變成良性循環,好人應該出來」,「建立廉能政府……,您沒有缺席的權利」,「這次跨世紀的總統選舉,阿扁選得最認真,也選得最辛苦,需要您鼎力相助,台灣人需要您」,並以「做阿扁行政院長,改寫台灣歷史,不只是權利,也是義務」相激。

 我把這封信拿給李院士及阿扁總統看,並表明我想陪李院士去說服李遠哲院長,阿扁同意但很客氣地說「不要給李院長太大的壓力」。李遠哲院長請我們在中研院深談,從兩岸關係、談到台灣前途,也談到這次選舉。他說,一定會支持阿扁,正在選擇最適當的時機及方式,並請暫時保密。為了不洩漏風聲,我以口頭轉告阿扁這個消息。

 選舉的結果證明李遠哲院長效益是重要的,陳總統在「世紀首航」也提到這點。李遠哲與伍澤元,分別支持阿扁與連戰形成強烈對比,而顏清標支持宋楚瑜,更凸顯出李院長支持阿扁的道德性。期間,中、南、北三場大型造勢活動,李院士親自帶領醫界人士,穿著白衣上場,我陪著八十多歲的老院長,感受到他的興奮與期待,更感受他深愛台灣之心。台灣有幸,能順利政黨輪替,李院士作為創造歷史的一部分,功不可沒。

 阿扁當選後,忙著安內撫外,到處拜會老將軍,說一些討好中國,安定美國的話,很多人開始擔心,阿扁是否變了?李院士倒不以為意,因為他能了解政黨輪黨之艱難,台灣安定之重要。他甚至以退出建國黨,來表示對新政府、對阿扁的支持。不是不再堅持台灣主權的獨立,而是對阿扁的放心。我私下和黃芳彥醫師討論,阿扁若能請李院士擔任資政,不但表示對民主前輩的尊重,也可平衡一下社會的觀感。結果陳總統親自到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去禮聘李院士,這真是李院士一生最光榮、最高興的時刻。

 今年十月九日,適逢廢除刑法一○○條行動聯盟在台大 醫學院靜坐抗議十週年,我們辦了一個重回現場的紀念活動。李院士住院多月,身體虛弱,原本只計畫讓李院士感受一下氣氛,接受大家的致意,就送院士回病房。活動中並安排阿扁幫院士推輪椅,以顯示民主運動,需要後浪推前浪,才能澎拜洶湧!當晚,李院士意識很清楚,仔細觀看當年並肩作戰的陳師孟、林山田等的演講,在阿扁總統將李院士推出台大醫學院大門時,全體人員起立鼓掌。李院士突然表示他要說幾句話,我嚇了一跳,還是將麥克風遞了過去。他以氣喘但仍清晰的語氣娓娓道出十年前李登輝和郝柏村鬥 爭的內幕,在說出李登輝事後派人表示感謝時,我趕緊結束李院士的談話,將他推回病房休息。因為我經常去探望院士,我很清楚他的病情,知道當晚李院士是多麼地努力,多麼地堅持,多麼地要求自己,才能說出那些塵封十年的歷史。

 「微斯人,吾誰與歸?」老師走入民主運動已經十年,十年來他無役不與;沒有他,台灣十年來的民主運動不會這麼璀璨;沒有他,將沒有建國黨的成立,來適時平衡統獨的光譜;沒有他,也不會有台灣醫界聯盟的成立,醫界對社會的關懷無法得到紓解與茁壯;沒有他,我也不會離開台大醫學院走上衛生行政之路。李院士的一生,研究、教學、社會服務,可以說是十全十美,讓我們作晚輩的「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老師,我們會繼續努力,讓台灣人覺醒,請您安息吧!(作者涂醒哲╱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局長)

日艦南巡,中國、台灣入會WTO

☉劉昭輝

 日艦南巡,中國、台灣入會WTO,兩者似乎不相干,但無疑的這兩項大事的實現,正是西方資本主義體制在廿一世紀初,要翻開另一個歷史新頁的兩大複合化得點。因為資本主義列強,在經貿上要在各地域攻城掠地,背後非得有強而有力的軍力做保護的後盾不可。

 世界的超霸,也是全世界的「本部機能國家」美國,無疑的政、經、軍實力已是無一或缺。唯獨世界的NO.2,也是亞洲的「本部機能國家」日本,在政、經、軍(軍隊受限不能派赴海外)三個項目中,至今軍力外張仍受綁的情況下,使得資本體制的攻城掠地,總是缺一角,有點使不上勁之痛。如今藉由九一一恐怖事件,而使得日艦得以派赴海外,將使日本今後在亞洲大陸的投資佈局更為積極,進而成為亞洲域內名副其實的「本部機能國家」。

 至於中國與台灣同時入會WTO,正是將中、台同時拉入資本主義體制,好讓資本主義列強得以如入無人之境,大肆攻城掠地中國大陸的環境整備工作。

 對於日本而言,十幾年來的經濟景氣下降走勢,如果沒有亞洲整體市場的開發(特別是美歐的外銷市場已飽和之下),讓亞洲各國成為其下游產業的生產基地,讓日本真正提升為亞洲區域研發設計、經營管理、情報通訊、金融等新興服務產業的「本部機能國家」,則日本將無從展開新一輪的長期經濟景氣,亦將無法引爆日本國內的內需,而對世界整體的經濟做出貢獻。

 然而要成為亞洲區域的龍頭「本部機能國家」,將下游產業的製造基地佈局在亞洲各國,就非得有軍力外張的保護傘不可(特別是對有霸權心態的中國)。今天日艦的得以南巡,正是環境逼迫下的歷史所趨,也是美、日為首的資本主義強國,為大力經營亞洲地區的歷史必然。當然此一歷史性大轉換,是充滿極大的轉機,但也蘊含極大的危機。中國是否承受得了WTO的聯經入攻,是否能順利轉型,將是關鍵所在。

 台灣在入會WTO之後,在面對WTO的衝擊下,是否要思考如何在WTO體制下,結合美、日等國之技術、資本、軍事等力量,成為中國大陸的「本部機能國家」的角色,或者是獨善其身大肆整頓內政、強化國力,免得落入「日本入亞洲則衰」的陷阱裡。站在廿一世紀初的歷史分歧點上,以及世界經濟板塊大調整的分水嶺上,領導者的智慧將大受考驗。三分西進、七分強本或許較妥當吧!


誰是台灣的主人?

☉鄭明敏

 一九九四年十月,代表長老教會婦女加 入台灣代表團,前往日本參加「首屆東亞婦女論壇」。代表團一開始就遭內憂外患。來自中國和主辦國日本的壓力早已預期,但來自國內十多個婦女團體的代表,對代表團名稱的歧異,則令人扼腕,最後雖以投票公決,仍解決不了爭端。二十六位代表中,有十九票贊成以Taiwan 名稱赴會, 有五位選擇Taiwan ROC,只有兩票主張以Chinese Taipei與會,結論顯而易見,但那絕對的少數卻執意認為問題沒有解決,因為「此名稱中國或主辦國都不會接受」。住在台灣的人(沒辦法稱之為台灣人)竟然在中國尚未開口反對之前,就體貼地為對 岸設想,中國要不反對都難。

 回想七年前這一幕,對照台灣在上海APEC會議中遭中國洗臉的那一幕,心中的鬱卒真是無以復加。

 七年了,台灣仍然原地踏步。

 為國家代表團的團名開會、爭論、投票,這種奇景全世界只有台灣會出現,為什麼?APEC的會員國,只有台灣派出的代表不能由台灣政府自己決定,為什麼?後者有蠻橫的外力介入,非我們單方所能掌控,但前者則無理可循。到底誰才是台灣的主人?不能團結一致對抗欺壓我們的外來強權,是台灣最大的致命傷。

 曾經代表台灣和亞洲的教會婦女,出入十四個 國家,參與國際會議,在所有的入境卡上國籍和出生地欄,我都固定只填Taiwan,雖然和護照上的國籍欄Republic of China之資料不符,卻從不曾在任一國的海關遭到詢問或刁難,這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奉行「一個中國」政策與台灣沒有邦交的國家,甚至包括與中國極度友好的社會主義國家。反倒是返抵國門時,在中正機場等待證照查驗,一抬頭那刺眼的「Chinese Passport」映入眼簾。完全無法了解,為何我們的政府竟在堂堂國門貼上這麼個錯得離譜的門牌號碼。這個世界並不排斥或否定台灣,似乎Taiwan一詞只有在中國和台灣 兩地行不通。台灣人,你不覺得奇怪嗎?

 十一年前,帶著六歲的老大回來就讀國小,前二、三年常為了他社會 課本的一些內容傷透腦筋,「我國疆域東起……,西至……。」孩子很清楚台灣比美國小太多太多了,可是為什麼「我國」疆域卻比美國大呢?那些地名又為什麼火車時刻表上都沒有,反而聽起來像外太空的地名?我頭痛了很久,終於找到對策。我請他把課本中的「我國」一律改成「中國」,而中國是另一個國家,只有「台灣」才是「我國」,為什麼課本這麼印?我的回答是,全都印錯了。今天這個孩子十七歲,他的國家意識遠勝於許多立法院內的袞袞諸公諸婆,雖然出生於美國,而有一本美國護照,但他 堅持一定要入伍當「台灣兵」。十年後,正慶幸老二不必受欽定的教科書毒害,不料,一個月前就讀國小二年級的他竟回來說:「我們老師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原來,書變了,人沒變。我們的小學,竟還有不知今夕是何夕的老師,以中國鴉片戕害台灣民族幼苗的心靈。中國政府和軍隊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些吞噬台灣魂的謬誤教導。

 台灣人要到何時才能接受「我們已經當家作主」這個事實,誠如阿扁總統所言,「台灣是阿扁當總統,不是江澤民」。而阿扁是台灣人選出來的,不是江澤民欽定的。台灣的事務由台灣人自己作主,至於對岸的意見稍加參考尚可,當成決策的依據則未免太扯了,你張家的事,肯讓對街李家的人來決定嗎?

 台灣一直有些零星卻足以危害全台安全的統派組織和份子,為何這群人不自行收拾細軟渡海去統一,非要賴在這裡濫用台灣寶貴的民主自由,硬要牽拖全體台灣人和他們一起去投降。這群人在台灣總人口數中佔絕對的少數,卻不幸在台灣的國會中佔了不小的比率,國會怎麼會不亂?

 台灣要能出頭天,並在地球村佔有一席之位,必須清楚和中國斬斷百年來的藕斷絲連,否則我們的主體性永遠無法確立,而我們的國格永遠受他國質疑,我們參加APEC的代表人選永遠受中國挾制……。台灣的國會不能再任「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宰割,年底選舉,台灣人要擦亮眼睛,別再把「台皮中骨」(每逢選舉就身披台皮,口說台語的中國人)送入國會。這一次,讓我們完成去年三月未竟之功,讓台灣主體性不只在政府抬頭,也在國會抬頭,讓台灣人真正成為在台灣當家作主的頭家。(作者鄭明敏╱亞洲教會婦女協會主席,台灣主體性聯盟連署人)

警察局長的任命權誰屬?

☉鄭善印

 距離選舉投票不到三個禮拜,仍有四、五十 %的選民尚未決定支持對象。這些未表態的選民大多是沒有明顯政黨色彩、缺少統獨情結、不管本土或非本土、教育程度較高、經濟狀況中等的中產階級,他們除非看到候選人清楚的政見,尤其是跟自身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政見,否則不容易跟著選舉口號而盲目地投票。幾位政治明星吸引了各自不同的人氣,但這些去捧場的選民早已確定支持對象,就算政治明星不去站台,這些民眾還是會投票給他。倘若政治明星只是造勢喊喊口號,鎖定其他黨派批評幾句,外加幾聲瓦斯喇叭的長鳴,即可吸引眾多游離選票的話,則台灣就沒有所謂的 中產階級了。那要如何才能吸引中間選民呢?要靠公共政策的訴求,尤其是有關經濟、治安、環保、社會救助等。

 立法委員與縣市長選舉,都與上述公共政策議題密切相關,但至今為止選將都尚未傾力訴求自己的政見,各政黨也未見提出各個領域的該黨政策。追究其因,可能是候選人與各政黨眼裡都沒有中間選民,或者仍然迷信只要用簡單、毫無內容的符號,就可以將中間選民拉到自己陣營來。我們以為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上述幾個公共政策議題中,最容易引起中間選民共鳴的,應該是治安問題。治安問題不僅關係到個人的生活安全,無論哪一行哪一業的人,都可以對治安問題表示其個人的意見。倘若候選人或政黨的治安政策與其所見相同、氣味相投,則很容易拉到這些人的票。

 在治安問題中,各縣市的警察局長,究竟應該聽中央的還是應該 聽地方的,究竟應該聽地檢署的,還是應該聽縣市長的?目前負責治安的主要機關仍然是警察單位,而警察局的編制雖位在各縣市政府底下,但警察局長的人事權卻屬於中央;警察偵辦刑案的業務必須聽命於地檢署,但警察維護地區治安以及協助各縣市政府執行行政事務時,卻經常聽命於縣市長。從而,倘若發生治安問題而必須用下台來負責時,究應由中央或是地方負責,或者究應歸罪於地檢署或縣市長,即無法釐清責任。去年三月十八日總統選舉後,台北市有數千人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但台北市長卻不願處 理,說那是警察應自行處理的事務;今年九月間台北市發生員警擄妓勒贖的案件,台北市長卻積極介入,痛責警察單位,命令警察局要在一個月內將色情趕出台北市;但台北市警察局因地檢署函告立委羅福助流氓案件,而依法予以審查提報時,台北市長卻又不願多言,渾然忘了警察局的業務都應該在他的指揮下進行。這些縣市首長對於警察業務,忽然有意見忽然沒意見的狀況,各縣市都一樣,只是台北市為首都,易引人注意而已。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地檢署從來不喜在地方有未經許可的集會遊行事件時,出頭指揮警察偵辦,但對若干案件,譬如今年的全國查察賄選 活動,卻又強力指揮警察積極偵辦。由此可見,警察的治安成效最後應由誰負責,在現行政治以及法律中仍然不明。

 可以想見,下一屆縣市長的地方自治權,必將比這 一屆要大,縣市長對警察的掌控,也必將比這一屆要嚴。因為,非但執政黨中央想要逐漸增加地方的自治權,並且各媒體在調查民眾對縣市長的政績時,也都清楚地列出治安這一項目,因此現任縣市長在連任後,勢必更加注意地方治安的掌握,否則無法對選民交代。中央也想要治安政績,行政院長經常在立法委員質詢時,舉出數字證明自己重視治安並且有具體實效。在八十六年的三大刑案中,連續兩任內政部長都為治安下台,連行政院長也受到波及,最後以道歉了事。從而可知,中央與地方在此次選舉過後,必將比以往要更 加重視治安並爭取各自的政績,只是說到要下台負責時,又會出現沒人願意負責的狀況。究竟是誰才應為治安負最後的責任呢?這與各縣市警察局長的人事權息息相關,因為誰有警察局長的人事任免權,誰就應為治安負最後的責任。但現行法令對於這一點,仍然存在諸多爭議。從而,每一次縣市警察局長異動時,若非出現縣市長聯合抵制,或者不願接見奉派的局長,或者遲遲不通過警察局預算,否則就是各縣市長在政黨、族群、關係的考量下,指明要某人或不要某人。這些政治行為,不但影響警察局長上任後的基本治安作為,也影響到縣市民的生活安全。因為,一旦能夠決 定自己人事任命的權力歸於何方,何方就是效忠的對象。治安問題繁雜無序,誰有權下命,誰就能主導治安往哪一個方向走。如此說來,今天的選票,竟然就是明天自己生活安全的決定標準了。因而,治安的問題,尤其是警察局長人事任命權的問題,必須在選前大家談清楚,候選人與選民必須在事前明白約定,事後才能檢驗是否照著選前契約做。

 那麼,警察局長的人事任命權,究竟應如何取捨才好呢?世界 各主要民主法治國家約有兩種方式,一是以地方首長的抉擇為準,譬如美國的許多州及郡即是,一旦州長及郡長因選舉而上台,整個警察局即翻了一個天。另外一種是委員會選舉制,由超然於政治之外的委員會決定警察局長人選,局長與政治盡量脫鉤,局長上下台與縣市誰當家並不產生必然的關連,譬如英國及日本即是。不管何者,這些國家都做到「誰任命,誰負責」的政治承諾。但反觀我國,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一個政黨、沒有一個立委候選人,願意為這件事做一個選前的承諾。這就意味著,這些政治人物眼裡 沒有中產階級選民,也沒有理性抉擇這一回事的。身為中產階級的您,能夠忍受這樣的選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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