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90年11月2日星期五

掃黑道 拚經濟 救失業
勞退金為何採三制併行?
勞退金應採附加年金制度
刑事訴訟法修正 保障人權為先
市長被議長趕走 只為誰的薪水高
《選舉大家談》不智之舉


掃黑道 拚經濟 救失業

☉林健次

  拚經濟、救失業,還有一個較少為人注意的策略,那就是掃除黑道。要了解黑道與經濟及就業的關係,可以從黑道的經濟活動談起。

 黑道的經濟活動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包括販毒、走私、販賣槍械、包娼、包賭、製造及販售違禁物品、經營人蛇集團、恐嚇綁票、勒索敲詐。概括的說,就是提供非法商品與服務,以及利用暴力或暴力暗示,奪取財物。這是傳統的黑道經濟領域,我們可以稱之為黑色層次,或黑色經濟活動。

  在第二個層次,黑道則開始介入一般合法的經濟活動。其主要特色是在合法的經濟活動裡使用暴力、暗示暴力。很多善良民間企業為了生存,必須接受黑道「保護」,善良的經營者,輕者花錢消災,重者稱臣納貢,甚至必須與黑道「合作」競標及承包工程,或讓黑道分享利益。

 在這個活動層次裡,很多黑道設立公司,其主要目的是為它的活動,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時也方便利益的輸送與分配。這個層次可以稱之為灰色層次,其活動則為灰色經濟活動。

  第三個層次,可以叫做白色層次。 在這個層次裡,黑道入主並親自經營企業,而且,黑道的企業,表面上與一般善良企業毫無兩樣。黑道可能經營觀光、運輸、銀行、證券、創投、製造業,甚至高科技的產業。 唯一不同的是,在這些黑道經營主導的「企業」裡,暴力與暴力暗示一直是其經營與競爭的利器。

  在以上三種黑道的經濟活動層次裡,對於經濟最無害的,是傳統的黑色經濟活動﹔因為除非不幸被恐嚇綁票、勒索敲詐,一般人多不會主動介入這些非法的活動。

 河水不犯井水的結果,善良民眾的經濟利益,很少因黑道在這層次的活動,受到負面影響。 不過,黑道的灰色經濟活動,對整體經濟及就業的負面影響就很大了。因為黑道分享利益的要求,善良企業必須與黑道周旋甚至磋商。

 其結果就是決策的拖延和成本的提高。這使得正派經營者面臨很大的壓力,薄利者甚至必須退出市場。一旦退出市場,馬上對國民生產和就業產生負面的影響。 黑道的白色經濟活動,對經濟與就業的負面影響更大。

 黑道經營合法體面的公司,表面看起來雖無傷大雅,甚至讓人誤以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莫大焉。實際則是,由於暴力與暴力暗示,黑道的白色經濟活動,破壞了現代經濟活動的競賽規則,大幅的降低社會的生產與就業。

 以黑道經營的生產事業為例,假如該黑道企業是你的上游產業,它要供應你原料,即使再貴,你能不多少買一點嗎?假如它供應的產品有瑕疵,你敢不接受嗎?假如它交不出貨來,你敢告它毀約要求履約或賠款嗎?假如該黑道企業是你的下游產業,在市場缺貨時,它要你備貨賣它,你敢不張羅,多少撥點貨給它嗎?假如它說你的貨有瑕疵,要你賠款,你敢不照辦嗎?貨款到期,黑道企業交不出錢來,你敢硬碰硬以貨款相逼嗎? 假如不幸,黑道企業正是你少數互相競爭的同業,那你的情況就可能更糟了。

 現代企業之間不外是以價格及品質互相競爭,黑道企業的競爭可不一定是這樣。它可以逼你的上游不供給原料給你,也可能逼你的下游廠商不向你採購﹔它也可能破壞你的生產設備、偷竊你的技術、擾亂你的行銷通路及門市。

 此外,黑道企業向銀行借款,銀行敢完全不買帳嗎?放款逾期,銀行敢不多所寬限嗎?黑道創投企業爭著要入股你的高科技產業,你敢不接受他們的好意嗎?一旦你的高科技公司獲利不如預期,你敢不自掏腰包補貼他們的損失嗎? 不論是黑道企業的灰色或白色經濟活動,對市場的的淨效果,就是善良企業的經營成本增加、效率降低。

 這使得產品價格上升,也使得部分正派經營者獲利減少、退出市場。退出市場的結果,使市場競爭減少,商品價格更為升高,市場更為縮小,能獲利續存的廠商更為減少,因此就業量減少,失業率自然增加。這種效果,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假如某一個社區的人口數,可以支持三家KTV(或咖啡廳)的經營,平均消費單價為一百五十元,黑道介入的結果使得經營成本提高,因此消費單價必須調高到二百元才能生存。

 單價調高至二百元的結果,使得需求量減少三分之一,客戶數目只夠支持二家KTV繼續開下去,一家必須關門,員工只好失業。 以上只是就黑道對民間企業的影響分析。黑道的經濟活動,也使得政府財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以政府的八一○○億方案為例,假如支出完全沒有黑金介入,則以經濟學上2.5倍的的乘數效果,八一○○億的支出,可以造成二兆以上的所得及就業。

 但是,由於黑道的介入,真正用在經濟建設的有六千億已算不錯。此外,由於層層經濟活動都有黑道,而來路不正的錢,很可能必須外流洗錢,很難再流入市面。所以這六千億較難造成第二波的經濟效果,乘數效果可能降至1.5倍或更低。 這樣一來,即使沒有貪污腐化,考慮乘數效果之後,也只有九千億的效果。

 九千億不到二兆的一半,其創造就業的效果當然也不到一半! 國民黨五十年來造就很多有錢有勢的黑道,有的是全國性的、甚至可以主導立院政策投票,有的則是和地方派系共生的。他們五十年來寄生、蠶食、有時甚至是鯨吞部份產業及地方經濟。

 因此,阿扁政府要經由掃黑成功,以振興經濟、解救失業,其空間太寬、太廣了。套句經濟學的名詞,掃黑的「效益成本比率」實在太高了。就民眾福祉而言,人民因政府掃黑,在經濟上得到的好處,可能不亞於他們從法律的公平與正義的伸張,在精神上與心理上所得到的的滿足。由於多重的好處,掃黑實在值得阿扁政府及各級檢調和警察人員加倍努力。 

勞退金為何採三制併行?

☉陳伸賢

  近來外界對於勞委會規劃之「勞工退休金條例」草案有許多報導及批評,對勞委會為保障大多數領取不到退休金之中小企業勞工所做努力及辛苦同仁,或有不公,謹就規劃背景及理念做一說明。

  一、現行勞工退休制度亟待改進:現行勞基法勞工退休制度係採行確定給付制,勞工於同一事業單位且符合一定之工作年資及年齡要件時,始得請領退休金,遇有工作流動或事業單位關廠、歇業之情形,勞工便不易領取。另,雇主給付退休金成本不易估算,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又不得融資,造成雇主提撥意願偏低(提撥戶數約8.5%,涵蓋勞工人數約43.5%)。此外,亦造成雇主僱用中、高齡勞工意願不高,影響其就業。

 現制僅有國營企業及大型企業勞工較易領取,中小企業勞工則很難符合領取要件(目前僅6-8%勞工可領取),為增進勞工退休生活保障及使人力資源有效運用,現行勞工退休制度亟待改進。

  二、勞工老年生活保障之理念:理論上,勞工老年生活保障有三:公共年金(社會保險,如勞保、國民年金)、企業退休金及個人儲蓄。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勞工退休制度係屬於第二層之企業退休金,為勞雇權益義務關係,與第一層保障之公共年金旨在保障國民老年基本生活之目標不同。以國外立法例言,企業內退休金多由企業採自願性辦理,而我國則採強制性規定。鑑於勞工老年退休生活保障仍以實施公共年金為首要,不宜課個別雇主過重責任。

 妥適之老年生活保障,尚需第一層公共年金及第三層之個人儲蓄共同配合,方可克竟全功。

  三、規劃經過:勞工退休制度改制案,勞委會於七十九年七月起開始規劃工作,當初以「勞工老年附加年金保險」為方向。惟嗣後鑑於國民年金規劃及勞工保險年金化等社經情勢之變更,重新檢討勞工退休制度採年金保險改制之妥適性。

 經邀集專家學者及勞雇團體研商後,改採確定提撥方式,以設立個人帳戶制為方向,以避免勞工因歇業或離職而導致工作年資中斷,直至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獲致「採行可攜式之個人帳戶制、附加年金制及其他可攜式年金制三制併行,供勞工自由選擇適用」之決議,勞工退休制度改制案,始朝三制併行方向規劃。

  四、規劃原則:

 (1)不違背經發會之共識,三制併行,由勞工自由選擇,勞工退休金制度之財務、費用及運用,國庫不予補貼。

 經發會之共識或有見仁見智之看法,尤其是附加年金之定義,惟以勞委會之立場僅能以共識之基礎儘可能做妥適之規劃。

 (2)單純化原則:三制各具特色,除其他可攜帶式年金制,規範以一定規模別以上之事業單位以投保年金保險方式辦理外,明確劃分個人帳戶制即屬一次給付制,附加年金制即屬保險年金給付制,以凸顯每一制之特色,方便勞工選擇。

 (3)單一催繳機制:為「確保勞工領取退休金」之權益,乃規劃統籌由勞工保險局負責催繳及處罰業務,以其現可掌握之勞保資料有利催繳工作。

 且對未提繳退休者,採行重罰,限期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以確使雇主依法提繳。

 (4)政府適當介入:為保障勞工獲領退休金,監理會組織將採專責組織,並以法律明定,相關管理運用辦法亦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退休基金應可獲得監控。

  五、退休金並未縮水:現行制度下可以符合領取要件及領取退休金之勞工,主要為國營企業及大型企業勞工,中小企業勞工領取機率不高。為顧及目前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規定之勞工權益,現在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規定之勞工於本條例施行後,仍可選擇適用舊制,故其權益並未受影響,不生退休金縮水問題。而中小企業勞工不易領到退休金,新制開辦後可確保其權益。

 經初步估算,以工作年資三十年為例,新制勞工所得替代約21-24%,舊制約26-30%,兩者相差不大。若加上第一層之勞保予以年金化,則所得替代可達50%以上,對勞工退休生活將有相當保障。 舊制若不改革,大多數中小企業勞工文化可能數十年仍無法領到退休金。

 如何規劃一可行的制度,為勞委會主要目標。研擬過程中,亦多次邀集專家學者、勞工團體及經發會就業組諮詢委員溝通研商,充分聽取各界意見,並非閉門造車。

  然任何制度之建立均屬不易,勞工退休制度之改制在經發會共識之限制及眾多勞工殷切的期盼下跨出了歷史性的一步,雖非完美,我們願意虛心接受指教,但亦期盼社會各界能以更寬闊的胸襟、善意的眼光來看待,給予支持與鼓勵。 (作者陳伸賢╱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條件處處長)

勞退金應採附加年金制度

☉曾茂興

  台灣的失業率攀升到五.二六%,衝擊到將近一百二十萬勞工,其中有不少企業主藉著不景氣的名義,大量解雇中高齡員工,這些勞工因而無法領取勞基法退休金。

 現存的勞工退休金制度,不但雇主提撥率偏低,更造成企業在即將支付退休金之際惡性關廠、大量解雇。 根據學者研究,舊的勞退金制度下,能夠領取到全額退休金的勞工約佔百分之二十,幾乎就是台灣國公營事業加上少數大型民營企業的勞工總數,換句話說,多數中小企業的受僱者都領不到退休金。年資的計算方式「隨人走」,是勞退金制度改革的當務之急。

  但是,經發會共識中所謂的「三制並行」勞退金改革,卻使得這個美意大打折扣。首先,政府屬意的「個人帳戶制」是全額準備,勞工個人存多少、就只能領多少,基層勞工如果活得越久,所能領取的平均金額就越少,這種制度實施在大英國協所屬國家,大部分國民所得比台灣還低。

  其次,附加年金制是歐洲先進國家退休金的普遍制度,採取代間分配、按月給付、部分準備,活越久領越多,雖然對勞工老年生活最有保障,但是在不是強制投保與政府拒絕承擔財務的狀態下,卻可能造成「道德風險」,也就是中高齡勞工競相加入、年輕一輩不願負擔高額保費而選擇其他制度的現象。

  三制並行的最後一種「企業年金」,在日本與附加年金並存,行之有年,只要人數在一定規模以上的大型企業,可以提出比政府附加年金更優惠的退休金計畫,企業可以自行開辦,資金就由企業自行調度運用,但是企業一旦面臨大規模倒閉或併購時,勞工退休金就會出問題。

  如今勞委會的勞退金草案曝光,其中最有利於勞工的「附加年金」可能辦不起來,而且計算方式大有問題:個人帳戶制是完全準備,附加年金是百分之二、三十的部分準備,算出來怎麼會一樣?但是在民進黨政府官方版本中,無論附加年金制或個人帳戶制,所得替代率大概都只有百分之十六到十七左右,比國民黨執政時期勞委會民國八十三年「附加年金草案」的所得替代率百分之二十六還要低,每月相差至少三千元。 筆者認為,「附加年金」單一制度是最符合勞工老年需求的制度,但是就像全民健保一樣,必須採取政府財務支持與強制保險,才能運作。

  經發會本來就是一個體制外的會議,沒有選民民意的支持。因此,朝野各黨派應該在立法院中提案,支持真正照顧弱勢勞工的退休金制度,甚至對勞退金制度實施「公民投票」,不必理會什麼經發會共識。

  勞工退休金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但是在年底這場選戰中,朝野各黨派只見政治明星互相吐口水,完全看不到勞退金等重大民生法案的辯論。 (作者曾茂興╱桃園縣勞工義務輔佐人協會理事長)


刑事訴訟法修正 保障人權為先

☉ 林堭儀

  十月二十九日立法院一讀通過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一條、第一六三條建立起訴審查制,以及法官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義務,改為得調查證據的裁量,各方意見紛陳。

 筆者忝列刑事審判工作有年,認為此次修法,不僅可強化檢察官的舉證責任,避免人民遭受無辜訟累,更可確立法官中立的原則。 檢察官在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下,只要認為被告有犯罪嫌疑,就可以將被告提起公訴,往往由於疏於查證,造成起訴案件經法院判決無罪的比率高達一成左右。

 試想,這些經判決無罪的清白百姓,本來就不應該受到任何刑事程序的羈絆,卻因為檢察官疏於查證,草率認定,而必須面對長時間的纏訟煎熬。常言道,一人繫獄,十人在途。況以今日傳訊發達,起訴案件一經媒體報導,社會大眾往往認為被告就是犯罪人,縱日後法院判決被告無罪,對被告的信用、名譽已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因此,修正第一六一條建立起訴審查制,將檢察官的起訴門檻界定為「足認定被告顯有成立犯罪之可能」,倘未達於此者,法院可通知檢察官補正或諭知撤回起訴,否則得駁回其訴,不必實體的審理,當可促使檢察官慎重起訴,發揮維護人權的功能。 有人會說,檢察官起訴證據不足,何不逕判無罪,對被告更是有利。

 但我認為以目前情況,一起訴證據不足的案件從起訴到一審判決無罪,常須費時一年半載,若檢察官再行上訴,案件拖過二、三年亦屬常見,被告的時間、精神已耗損於冗長的訴訟程序中。因此,對於起訴證據顯然不足的案件,縱使日後判決無罪,這遲來的正義,相信對一個清白百姓顯然仍有失公平。 公平法院是人民對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就刑事訴訟制度發展而言,採行「當事人主義」已是世界潮流趨勢。

 因為檢察官為偵查主體,有權指揮調度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等偵查輔助機關從事犯罪證據之蒐集及調查,故檢察官應最能掌握被告犯罪事證是否存在。

 使其負提出證據及說服責任,應為刑事訴訟制度設計所當然。又被告有罪與否,攸關其生命、自由、財產及名譽得失,從何蒐集有利證據以供法院調查,被告亦知之最詳,且最為積極。從而,供為裁判基礎之證據,自以訴訟當事人即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人)提出為最宜,僅於當事人雙方之舉證未能使法院形成心證時,法院始須介入調查以發現真實。

 立法院本次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一六三條「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旨在使法院依據當事人相互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以合法正當程序確認國家刑罰權是否存在。

  但全世界目前沒有一個國家採行純粹百分之百的「當事人主義」。此次修正第一六三條,將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改為「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不過是將五十六年修正已具當事人主義色彩的訴訟制度,再往前推進一步而已,與美國式所採陪審制│法官幾無職權調查證據義務,幾近百分之百的「當事人主義」不同。

 又雖與日本同採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規定,但因我們同時增加但書規定,對於公平正義或被告利益之維護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仍應依職權調查。

 顯見此一修正更是符合我們國情與人民的立場。簡單來說,修正後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有關證據調查將由法官「應」依職權進行之規定,改為原則上由當事人即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主導,法官則以仲裁者的角色居中裁判,原則上不再主導調查證據,只例外基於公平正義考量、被告利益維護必要的情形下,才依職權調查證據。

 這樣的修正,既可發現真實,又能建立法院中立形象,應是妥適而周延的。 司法改革之路本屬艱辛,此次立法院修法使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朝更符合人民的利益而作變革。

 只要將來完成立法程序,建立一個保障人權的現代化司法應屬可期。(作者林堭儀╱台灣士林地方法院院長)

市長被議長趕走 只為誰的薪水高

☉ 康裕成/高雄縣議員

☉ 吳惠玲、林玉芬、廖素玲、林瑩蓉律師/玫瑰論政成員 陳隆志

 高雄市議會現正值每半年一次的市政總質詢定期大會期間,議員本應利用此每半年一次總質詢的機會,實現其對選民承諾監督市政的義務。

 但高雄市議會議長僅為了「市長或議員薪水誰高」這件與市政總質詢完全無關之事,就率爾濫用議長的議會秩序維持權,將市長趕出議場,草率剝奪議員進行市政總質詢的機會,這樣的做法,有負選民所託。

  就民主運作的機制上來說,議會議長所被賦與的議事秩序維持權,應在強化議會的功能(含監督市政與議決法案),使議事運作順暢,如議長動輒以無關市政質詢之事項,將首長、官員趕出議場,稍不遂其個人心意,就不惜斷絕溝通,使議會功能為之癱瘓,議長如此濫用秩序維持權,與賦與議會秩序維持權的功能背道而馳。

  這樣荒腔走板的戲碼在議會上演,令人質疑:是否議員對市政不甚關心,更未曾做功課,以致沒有具體質詢內容,無從監督就隨便提出一個問題並小題大作,光是「市長議員誰的薪水高」這種預算書上都已明載的事項,就浪費了四十分鐘的質詢時間,試問:這種質詢方式,符合市民對年薪五百萬元議員的期待嗎?

《選舉大家談》不智之舉

☉ 唐欣

  俗語說:「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看。」對於阿扁總統出書,我很不以為然。

 或許,出書的用意,是要告訴人民,政黨輪替後所遭遇的種種困境;但選在這種時機,是錯誤的。

 何況內容又對許多政黨領導者和李前總統與現今副總統行事風格有所批判,易惹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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