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90年9月6日 星期四

王永慶不知「香港之鑑」
由台灣跑向聯合國的馬拉松
進聯合國是一年365天的運動
台灣土地的生態倫理
莫讓政治污染教育
受刑人的專業心理輔導


王永慶不知「香港之鑑」

☉ 鄭正煜

  王永慶痛批李登輝前總統的「戒急用忍」政策,認為「將台灣經濟帶入目前的慘境」,然後再盛讚經發會與陳水扁推動鬆綁戒急用忍,是「功德無量的傑出德政」 。 十年來,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在王永慶再三帶頭要脅之下,已逐漸有潰堤之憂 。

 然而王永慶在中國的「經濟利得」,所依恃的乃是台灣母體所提供的卵翼與護持,王永慶一旦失恃,就會走向香港資本家的下場 。 香港九七年回歸以前,中國擔心香港資本家大規模出走,香港資金將被掏空,因此訂定許多優惠香港「愛國資本家」的辦法,就像中國福建為了王永慶的建廠,以兩個禮拜的超世界級效率,將當地的住戶完成遷移,香港資本家以前也曾享有王永慶此種「國家級」的服務 。

  但是香港「九七大限」至今四年,香港資本家已開始感覺「情況有變」 。當年力主讓香港資本家龍頭李嘉誠的電視台,可以向中國發射的中國人大委員長李鵬,開始有了變調 。李鵬說:「這些人張口閉口說愛國,但是請他們配合我們的政策時,都只會支支吾吾,全都是養不熟的」 。

  中國中央在香港局面已經逐漸「穩定」以後,優惠、善意與熱情「逐漸收回」 。中國認為香港資本家的優惠太多,朱鎔基總理希望香港資本家共體時艱,放棄特有的優渥待遇,香港資本家則開始感受北京「講話不算數」 。

  九七以後,港資、外資在中國的示好之下,都沒有大批撤退,也沒有政治性撤資;經過幾年的安撫,中國開始在香港逐漸建立市場機制,也使中國開始從經貿守勢轉型為經貿攻勢,對香港資本家的懷柔姿態,漸漸具有政治上的硬度 。

  例如,北京政府示意港資龍頭李嘉誠帶頭示範,不僅在香港投資,而且要到中國投資,以增強港資與外資對中國市場的信心 。

 但是李嘉誠盱衡中國整體形勢,自有他敏銳的商機嗅覺,不但未曾在中國大量投資,而且在大型項目上,堅持要一半或一半以上的股權,即使中國力邀、力催,李嘉誠都利用各種藉口推託 。 本來江朱的「西部大開發」寄望香港資本家甚殷,但是評估近、中、長程利益,港商反應冷淡,絕沒有台灣在親中媒體與短視商人趨利之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迷失現象 。

  現在王永慶於漳州設電廠、廈門建塑膠廠,預定在中國投下鉅資,建造多家大型醫院 。台灣醫生至中國行醫的呼聲漸起,台商在中國就醫由台灣健保付費的勢力逐漸集結 。有一天,承認中國大、中、小學學歷;大幅開放中資來台;繼中國高科技人士將可滯台五年之後,時間將會逐漸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將有視察「中國台灣特區」之一日 。

  這一切順乎邏輯程序的繁衍,都將在王永慶長期佈局下自然推進,我們知道王永慶手中有中國企圖併吞的台灣作為籌碼,中國為達到統一台灣的大戰略目標,為王永慶犧牲少數經濟利益,以完成統一台灣的「歷史任務」,王永慶向中國討價還價,實在有兩千三百萬人的福祉作為他的本錢 。

  近年來,台灣的商人全面帶動國家發展的政策,本來國家發展的導向應該統整政治制度、法律秩序、教育文化、公民社會等多重元次,作全盤性考量,豈料,只為一時的「經濟利得」,一切都可以棄置不顧 。 香港民主領袖李柱銘有句名言,在香港,「反共可做不可說、民主可說不可做」 。

 我們從王永慶心向中國的狂熱,感受到台灣在中國陰影下的民主、法治與公民社會的危機,正在步步逼近,如果「香港之鑑」不能使台灣人猛然覺醒,台灣就有可能成為第二個香港! (作者鄭正煜╱台灣南社執行長)

由台灣跑向聯合國的馬拉松

☉羅榮光

  在世界運動會中,長距離的馬拉松賽跑(Marathon)是紀念公元前四九○年間,有位希臘士兵菲迪皮茨自馬拉松奔跑約四十公里到達雅典,把戰勝波斯的好消息傳給自己的同胞,贏得歡呼 。

  今年二月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派代表飛赴日本京都參加普世基督教會協會(WCC)所舉辦的「東北亞公義、和平與民眾安全」協議會,有來自台灣、日本、南韓、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四、五十位教會界人士參與,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不遺餘力的陳隆志博士與我同住一間客房 。

 我們談論到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必要性與方式,陳博士憂心每年我們台灣向聯合國叩門都被拒絕,台灣人民是否會因不斷受挫而失望與喪志呢?我想起馬拉松賽跑,立刻向陳博士說:「我們來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馬拉松運動好嗎?以激發咱台灣人的意志與毅力 。」陳博士覺得這個構想甚好 。

  做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台灣,要進入聯合國的路途異常艱辛,因為外有中國北京政權的全面打壓與國際姑息主義者的阻撓,而台灣國內則有「中國併吞派」(統派)勢力大扯後腿,且許多台灣人民的冷漠消極,亦無法產生助力 。 因此,熱愛台灣國的台灣人必須培養意志力與毅力,以真實的愛國情操,如馬拉松的勇士對祖國希臘之愛,而持續奔跑四十餘公里,終於到達目的地一樣 。

  Say Yes to Taiwan(台灣全國站起來運動)號召成千上萬熱愛台灣國的人士於九月八日(本週六)上午十時齊集於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中心,齊步健行,象徵我們台灣人決心攜手並肩走上數萬公里,走到美國紐約聯合國大廈,表達台灣全國兩千三百萬人的權利與責任,積極參與國際社會,造福全人類 。

  參與馬拉松賽跑,必須持續跑下去,不能停腳、歇息,而且應當越跑越起勁,因為距離目的地愈來愈近,而且必須跨越各種障礙,直到勝利歡呼的時刻 。

 全體台灣人必須團結起來,憑著信心與意志力,一起向前奔跑 。聖經中記載耶穌基督的聖言:「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馬可福音9章23節)今天基督教會可以普及於全世界,就是靠著千千萬萬宣教士們憑著信心與意志力所形成的偉大普世宣教運動所完成的 。台灣人可以從中學習信心的力量,有一天,我們必定可以加入聯合國,參與國際事務 。

 在台灣邁向聯合國的路途上,終有一天我們會遇見「紅燈」轉為綠燈,沒有任何政權與勢力可以阻撓我們TAIWAN進入國際社會,剝奪我們台灣人民參與國際事務的基本權利與應盡的責任 。(作者羅榮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進聯合國是一年365天的運動

☉ 陳隆志

  第五十六屆聯合國大會於九月十一日開幕,但是,台灣(中華民國)仍然無法出席參加 。 台灣是今日世界上唯一想參加聯合國而不能參加的國家 。

 將一個民主、自由、重人權、高科技發達的國家排除在聯合國之外,是對聯合國會員普遍原則的一大諷刺,也是聯合國的一大污點 。 只要台灣一日不能參加聯合國,聯合國就不具備涵蓋全人類的代表性 。這種不正常、不公平的現象愈早改正,對聯合國愈好 。

  第五十六屆聯大開始的一件工作就是由聯大總務委員會考慮有關「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的提案,是不是應列本屆聯大議程 。先前,於八月八日,我國在聯合國的友邦,將有關台灣參與聯合國提案遞交聯合國秘書處 。聯名的提案國是薩爾瓦多、塞內加爾、多米尼克、甘比亞、布吉納法索、尼加拉瓜、查德、吐瓦魯、帛琉、貝里斯等十國 。提案的標題很長 。

  今年的提案,並沒有什麼突破 。一如往年,該提案要求聯合國成立工作小組,徹底研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處的特殊國際情勢,以確保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參與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的基本權利 。

 提案將「中華民國在台灣」改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文字上的不同,同時也特別呼籲聯大關心注意台海的情勢,鼓勵台灣與中國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恢復對話 。

 在做法上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我國駐紐約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首次將文宣戰由華文媒體,擴及國際媒體,在向聯合國提案的隔日(八月九日),邀請提案國中的甘比亞等四國的駐聯合國大使在台北經文處會議室向國際媒體說明提案緣由 。

  出席的代表強調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除了友誼之外,主要是基於「公平正義」的理念及信念 。 在我方的記者會進行中,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也隨即召開馬後砲式的記者會,重彈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已解決了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論調,而指責我友邦的聯合提案是「干涉中國內政」 。

 「干涉中國內政」一詞,被中國政府濫用再濫用,已經成了國際的笑話 。有關台灣參與聯合國的提案,當然要由聯合國會員國決定,不可由中國操縱包辦 。 要之,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全民性馬拉松運動,刻不容緩,對國內及對國際,都要加強教育及說服的工作 。

 這一個運動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運動,不是每屆聯合國大會開會時才來關心而已 。馬拉松賽跑的過程雖漫長艱苦,但只要參賽者目標明確,貫徹始終,必定會跑到終點 。(作者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土地的生態倫理

☉谷寒松、趙英珠

  台灣經過了桃芝颱風的肆虐,多少家園毀於一旦,多少生命消失於無形 。

 我們反省一下,為什麼台灣的清澈溪流、美麗山水不再?自古以來,人類對於土地即形成密切的關係,土地狀態所呈現的變化,大氣環境產生的影響,關係著我們的生活習慣,也表示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智慧,以及與大地的關係和諧與否 。大地會反撲,我們要收怎樣大地之果,要看我們如何對待這片土地 。

 如果我們不愛惜環境,可能要自食其果 。從整體來看,台灣政府、民間保育團體,推動生態環境意識已有多年了,然而,其成果仍然不夠完美 。七○年代以來,台灣追求經濟快速的成長,高科技、高污染的經濟產物不斷腐蝕台灣土地 。

 那些高經濟的農作物,檳榔、高山茶、高冷蔬果剷平了台灣不少的原始森林,政府沒有適時的提出農田、河川、山坡及海洋的整治計畫,嚴格執行,以致從921、桃芝颱風以來,產生土地經營失守、環境污染嚴重,甚至土地因大量的流失而產生巨大災害的問題 。以上種種,顯示土地倫理的重要 。

  土地倫理(Land ethics)一詞,是由美國「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Aldo Leopold,1887-1948)所提出的 。當時李奧波身為美國亞利桑那州與新墨西哥州的助理林務官,也是美國工業革命時期,人與土地的關係亦趨於緊張的時代 。

 李奧波探究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也投入了美國的生態保育運動 。一九四三年李奧波完成了《沙郡年記》手稿,書中提出「土地倫理」的理念,為美國甚至世界的生態保育運動潮流,樹立了新的里程碑 。李奧波認為,人世間倫理規範的發展,有兩條路徑:首先是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之後便是處理「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但是缺乏的是處理「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

 不同的時代與土地的關係有所不同,人類不得不承認,在如此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人類依賴土地而生存,也發展出「各種不同的與土地對待關係」,如: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態環境、不同的地域,也會發展出不同的「人與土地的關係」 。 相較於美國,台灣意識到與土地間的緊張關係較晚二十年 。

 在這期間雖有政府、保育團體與有識之士奔走努力,但仍沒有太大的成效 。原因是六○年代以後,經濟起飛,土地資源被大量耗用、採擷,土地的破壞可說空前嚴重 。七○年代環境意識逐漸被喚醒,但仍未收到具體的功效 。如今大自然的重大災難逼迫著我們的反省 。

  台灣「土地倫理」最大的問題與阻礙是什麼?當我們深入研究,發現台灣土地面臨四個問題:一、七○年代,台灣因過度追求經濟發展,引進許多破壞土地資源的工業、農業之產業,此時政府沒有妥善的土地、山地、河川、海洋營建規劃,以致土地經營失守 。

 二、人們生活在高度空氣污染、垃圾廢棄物污染、高山平地濫墾的環境下,造成環境污染嚴重 。

 三、盲目經濟發展下的台灣住民,自私自利隨意扔棄的心靈污染,反映在學校教育、社會運動及政府的政策上,無視於人類文化與土地的乖離 。

 四、最後導致人心與大地無法和諧發展,文化與土地無法具體聯繫 。八○年代台灣土地生態環境招致空前的破壞,空氣污染、自然棲地破壞、生活空間規劃凌亂、垃圾污水處理失當等 。

  台灣土地倫理之意識如何實踐?如何保護我們的家園環境與山林大地?那就是確切的研究、訂定、發展並嚴格執行台灣的土地倫理 。就研究方面來說,必須由專家勘定台灣土地的自然現況與深層人文面相,尋找土地深層面相的背後所呈現的次序與義理 。這些動態關係,在古時常是反映在人與土地互動,所形成的:禁忌、祭典耕作、營建以及各種的古老智慧中 。

 在今日有著生態、科技、族群、政治、社會的發展,影響到人與土地間的身隨關係與生命的次序,而訂定一套適合於台灣生態環境的土地倫理 。 當然在訂定台灣生態倫理的同時,不可忽略的原則是「尊重生命、看顧大地」,我們應尊重、疼惜在此片土地上生存、活動之台灣人民與其他生命 。我們應掌握每個個別土地上的棲地狀況與生物生活的自然環境,亦必須瞭解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文活動氣息 。

 實際思考方面,不要忽略了台灣土地亦遭受到長期工業文明的蹂躪,所產生的土地窘迫困境 。當我們透過深層文化的涵養、深層生命的哲思,才能確切的訂定與執行適合於台灣的土地倫理 。 直至目前為止,台灣仍採取「高消耗能源」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不斷的威脅自然生態環境 。世界自然基金會於1998年所頒佈的「生命地球報告」中指出,台灣每人平均生活消費,對自然生態所造成的壓力為世界平均值的3.42倍,高居世界第二 。

 日後,脆弱的台灣面臨更多的人口、更有限的生態環境資源,經過了九二一地震、桃芝颱風後,將如何存活「下」去呢? 台灣生態保育學者陳玉峰在他《土地的苦戀》一書中認為,台灣的土地生態環保概念可分為四階段:自我中心、社會中心、人本中心及生態中心 。

 到了生態中心便是「可持續發展」的理想階段,也是土地倫理的落實階段 。台灣的土地倫理在經濟過度發展下,所產生災難後的「懺悔」哲思,進而重新「建立」並「善待」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一個台灣,不要等到浩劫連連、災難不斷時才來後悔!(作者谷寒松神父╱輔仁大學神學院研究所所長;趙英珠╱輔仁大學神學院神學著作編譯會研究助理)


莫讓政治污染教育

☉吳麗慧

 開學日,校務會議中,校長拜託全校教職員,若有台南的親戚朋友,幫忙打電話替剛辭職的教育局郭姓局長拉票,不知其他教師作何感想,我直覺這是一種政治動作,校長是在公開表態支持 。

  校長私下支持誰我們沒意見,但公然在校務會議中,為一個卸任局長拉票,我們實在不敢苟同,除非這個人實在是為教育奉獻及建樹良多,大家認同他,值得推介,否則難脫「政治校長」之嫌 。至於郭前局長任內的作為如何,我們看下列事件,即可知 。

  彰化縣溪湖鎮第二國中籌辦數年,紛紛擾擾,從徵收校地到學校命名,都不順利 。如今,學校開學了,學生只能穿著無校名的制服上學,單看這麼一件小事,以教育局長這樣的大人物,花了兩、三個月,竟然辦不好,現在又半途「落跑」,說要回台南選立委,把問題丟給縣長 。

  九年一貫的教育精神是以學校為本位的,第二國中校址設在汴頭里,可是校名獲得學區內十七里中的十四里里長連署,同意命名為「汴頭國中」,於六月十五日呈報給教育局,至今兩個多月,教育局長竟然列了「湖南」、「福德」、「福安」、「汴頭」四個校名,請縣長挑選 。

 縣長再請學區內里長出席開會,以決定校名,因為僅汴頭里一個里長與會,最後再以「其他里里長未出席,並不表示他們贊同」為由,繼續擱置 。試想,這樣一件為學校命名的小事,都不能尊重學校,讓學校自主,還奢談什麼以學校為本位的九年一貫教育 。 再說學校,「給自己的學校命名」這麼重要的事情,我們未見校長、教師站出來,為學校請命,爭取命名權 。

 甚至開學了,沒有校名,制服無法繡學校,也無人出來說句公道話 。可是,一旦縣長決定了校名,若有學生膽敢不繡校名及學號,校長、教師會很生氣,立刻送給學生警告一個 。這就是我們的教育,教育人員完全被政治操控而不自知,被操控的人還教導學生: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我們不要蹚渾水 。

 把自己的權利交到別人手中,還沾沾自喜於自己的清高,無異被別人賣掉了,還替對方算他賣得了多少錢 。這樣的教育環境之下,教出來的孩子,要他懂得維護或為自己爭取權益,恐怕是緣木求魚 。 因為社會上充斥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政治齷齪,遠離政治才是清高,這種「政治恐懼症」的助長,使台灣人放棄公共事務,也就是政治的參與、監督及決定權,學校如此,家長如此,連地方教師會亦復如此 。

 因此,台灣社會各機關、各階層的主管或負責人,常常因專斷而被批為不尊重所屬或民意,是很正常的 。看學校命名這件事情,無人質疑縣長等政治人物:既然其他里未出席,表示他們無意見,有意見的人出席了,當然應予以尊重 。如此單純的事,因為政客的操弄,變得複雜無比,也是意料中事 。

  彰化縣有三百多所國民中小學,一所學校的命名,對主管全縣教育事務的教育局長來說,實在是小事一樁,教育局長自己即可決行,何以要上達縣長?我們從處理溪湖鎮第二國中的命名事件過程中,看到了「大人物」對「小事情」的特殊偏好,其中的蹊蹺耐人尋味,除了讓一些穿著「國王的新衣」的教育政治人現身外,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深刻反省台灣的教育,可見我們的社會要培養能獨立思考,自主判斷的一流世界公民,還有一段很遙遠很漫長的路要走 。(作者吳麗慧╱彰安國中教師會理事長)

受刑人的專業心理輔導

☉潘正德

  法務部召開「假釋專案諮詢會議」後駁回楊姓受刑人的假釋案 。依監獄行刑法規定,獄方每四個月須再度審核其假釋案,因此明年此時,楊姓受刑人還有三次假釋的機會 。

 本文不在探討再次假釋的可能性,而聚焦在專業心理輔導議題上,期能藉助專業間的對話,使性侵害者的心理診治工作更周延,而達到治療者、受治療者、社會大眾同蒙其利 。 根據報導,楊姓受刑人先接受三個月的心理教育課程,後再接受四個月的團體心理治療 。

 治療的主要負責人李姓精神科醫師在諮詢會議時,堅決反對假釋通過,理由有二:一是楊姓受刑人是累犯,是再犯的高危險群;二是整個醫療團隊沒有把握在獄外的自由環境中,楊姓犯人不會再犯 。

 他指出,楊姓受刑人在接受團體心理治療過程中,「表現相當悔意」,但「從不透露犯罪細節」,避談任何犯罪動機等敏感內心世界,使得治療循環無從開始,治療者無法深入他內心進行矯治,因此治療師的評語是無法保證他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為 。

  本人從事心理輔導工作二十三年,看完上述報導,至感憂心與困惑,幾經考量,謹以下列問題就教於與台北監獄合作進行「性侵害者治療計畫」的國軍北投軍醫院精神科的李醫師暨醫療團隊:

 (一)據了解,在性侵害者治療計畫之前,精神科醫師對每一位性侵害者進行團體或個別診療,藉以了解並評估性侵害者的類型與危險程度,既有此一類似篩選的動作,為何不將楊姓累犯除名,卻在治療結束後,以「累犯是再犯的高危險群」為由反對假釋,此一理由是否充分、合適,值得再議,在此一同時,是否亦應思考治療中做了什麼?目標為何?成效如何?

 (二)整個團體心理治療是否根據治療計畫的總目標,擬定團體治療的單元目標?並據此擬定單元治療活動的內容與方式?是否評估過內容與方式的適切性?或僅移植國外文獻內容,依樣畫葫蘆,照表操課一番 。

  (三)治療活動的內容與方式產生那些效果?或反效果?如果有反效果出現,是成員因素引起或治療者因素所引起?此時,督導的角色為何?功能為何?

 (四)團體治療的成員均屬性侵害者,在此同質性高的團體中,治療師是否敏銳覺察到yalom(1985)十一項治療機轉因素形成的助力或阻力?在轉化阻力為助力的過程中,治療師做過什麼努力?產生何種效果?

 (五)楊姓受刑人在治療過程「從不透露犯罪細節,避談任何犯罪動機」是抗拒、防衛使然?或治療關係未建立,欠缺安全感所致?或團體情境不得不使然?此外,治療師在整個治療過程是否思考過自己和成員的角色及關係?是治療師和被治療者的關係?是領導者和成員的關係?醫療團隊和受刑人的關係?或人與人的關係?或生命影響生命的關係?

 (六)精神科醫師如此直言不諱的將治療過程、內容曝光,是否考慮到專業倫理的問題?在角色上身兼治療師又兼裁判是否有違專業角色?在治療計畫九個月結束後是否終止與楊姓受刑人的治療關係,從此不再過問?或有延續輔導(follow-up)的措施? 上述問題若幸蒙回應,必有助於釐清疑慮,減低專業的自我設限,若不便公開回答,建議在輔導、心理專業期刊上回應 。(作者潘正德╱中原大學教授,中華輔導學會、美國團體工作專業人員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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