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90年9月8日 星期六

登高一呼為台灣!
舊金山和約50週年
舊金山和約的歷史背景
登山健行 台灣邁向聯合國
王建上陣 誰算計誰?
中台禪寺 安定人心繁榮埔里


登高一呼為台灣!

☉ 李筱峰

  今天上午,讓我們一起來爬陽明山,幹嘛? 這是由「台灣全國站起來」運動邀集台灣北社、中社、南社、台灣教授協會、水噹噹…許許多多社運團體共襄盛舉的一次登山健行活動。

 這次活動的主要訴求,是要呼籲台灣全國人民共同支持以「台灣」名稱加入聯合國。 為什麼選在九月八日舉行呢?因為今年的九月八日,正是與台灣地位關係密切的舊金山和約簽約五十週年。 五十年前的舊金山和約與台灣地位何干?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四十八個二次大戰中的盟國代表,在舊金山與日本代表簽署對日和約,其中第二條規定:「日本應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的權利、權限及請求權。」 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十八國當中沒有包括中華民國,也沒有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此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已經逃離了原來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絕大部分國境,而正流亡在地位未定的台澎。台澎並非與日本作戰的地區或國家,而是終戰前日本的領土,因此台澎不可能產生一個統治政府出來參與交戰雙方的和約問題。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剛成立不到兩年,國際支持度尚低,尤其正在「抗美援朝」,與美國嚴重對立,因此美國主導的舊金山和約,自然就沒有北京的代表參加。 「舊金山和約」對台灣的最大意義,在於此和約中沒有說明日本放棄台澎之後,將之交給誰承接。

 當然這是根據前一年(一九五○年六月廿七日)韓戰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聲明所作的巧妙安排,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不到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來接管台灣。這個巧妙的安排,固然起因於韓戰的爆發改變美國的亞洲政策,但其背景卻是在終戰之初對於台灣的接管即已埋下伏筆。

  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命令中國戰區內的日軍向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將軍投降,蔣介石命何應欽,何應欽再命陳儀,到台灣受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台北公會堂(中山堂)受降典禮上面掛著聯合國大旗,以及中、美、英、蘇等國的國旗及首領的相片,正說明著這是聯合國盟軍接受日本投降,雖是由中華民國的陳儀將軍代表受降(且當時的國際默契仍相信最後會將台灣歸屬中華民國),但其本質仍只是暫時的軍事接管,真正的領土承轉,仍有待具有國際法效力的國際條約來決定。

  詎料,中華民國還來不及簽定對日和約,就因共產革命而敗亡,一九四九年底其流亡政府逃退到有待國際條約來解決地位問題的台灣。美國此時對於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已失去信心,並已發表對華白皮書,不擬再支持蔣政權。偏偏退守台灣的蔣政權在半年後,因為韓戰爆發,使得美國重新考慮台灣的戰略地位,杜魯門總統發表聲明,除命令第七艦隊協防台海,防止雙方衝突之外,更提出「台灣將來的地位,必須等到太平洋的安全恢復,及對日本的和平條約成立後,或者聯合國予以考慮,才能確定。

 」有了這個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後,遂有翌年舊金山和約的巧妙安排。 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正式放棄台澎之後,才在次年(一九五二年)四月派代表來台北與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簽訂「日華和平條約」(即中日和約)。

 為了明確條約的適用範圍,雙方言明「本條約各款關於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 於是,流亡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中華民國」的名號,繼續在台灣發揮其控制力。

 在五○、六○年代的國際冷戰局面下,蔣介石政權躲在美國的保護傘內,高枕無憂,對內厲行白色恐怖統治,對外則以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自居,掛著「中華民國」名號的台灣,也獲國際社會的支持,在聯合國享受代表中國的席位。 其實,自韓戰以來,美國即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想法,試圖說服在台灣的蔣介石接受,但是迷信「漢賊不兩立」的蔣介石執拗不悟,在冷戰未解的情況下,美國只好繼續支持反共的蔣政權在聯合國的席次。

 然而,隨著一九七○年下半年,國際情勢的轉變,使美國對中國政策開始有了調整。尼克森政府準備與中國北京方面改善關係,因此,國際上接納北京政權的考慮,也開始多起來。蔣政權在聯合國的地位,也逐漸動搖。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被迫退出聯合國。

  長期以來﹐我們常習慣說「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其實,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因為被逐出聯合國的,並不是中華民國,而是蔣介石政權的代表。我們來看看當年聯合國這份逐出蔣政權代表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的決議文內容,便可明白:「…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的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聯合國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已經確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且繼承「中華民國」的合法政府。

 但這個決議,是決定中國代表權問題,不是決定台灣的主權問題。 對國際社會而言,不論名稱叫「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 或是在前面加個「人民的」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都是中國(China)。兩個名詞幾乎是同義詞。

 所以直到目前,聯合國憲章還保留「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名號,例如聯合國憲章第廿三條有關安全理事會的成員中,仍用「The Republic of China」﹔憲章第一百一十條也一樣保留「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國名,沒有改變。 職是之故,台灣如果真正有意要進入聯合國,就不可能再使用「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進入,因為「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在聯合國裡面已經有了,且已經被北京政權所繼承與代表。

 這個道理就好像我們要開一個食品公司,不可能用「義美」或「郭元益」去申請營業登記一樣,因為名稱與別人重複,不可能申請得出來。 國民黨政府自一九九三年起,每年委請友邦向聯合國提案,要求成立「特別委員會」,審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特殊情況,甚至還要求重新審議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看來這是白費力氣的,有國際常識的人都知道,我們要「重返」聯合國是不可能(因為必須把北京代表逐出),台灣只有以新的國家,用名副其實的「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才有可能被考慮。

  我們知道,阿扁新政府在有限的民意及舊勢力的無端干擾下,恐怕也不敢立刻以「台灣」名義向聯合國秘書處直接領表申請加入聯合國。因此,我們發起這項全民覺醒運動,讓我們洗刷過去舊勢力對台灣的污名化,光明正大的認同台灣的正名,做為新政府的後盾。

 掛名叫中華民國的台灣,既然已經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則民主國家本身應該有能力以民主的程序,改變其本身的制度及名號,這是天經地義之事。為了我們台灣的永續發展,我們要名正言順以台灣名稱加入聯合國。(作者李筱峰╱台灣北社副社長、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舊金山和約50週年

☉陳隆志

  二○○一年九月八日是舊金山對日和約締結的五十週年,對於台灣過去及現在的國際法律地位有重大的意義。 舊金山對日和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界定戰敗國日本領土範圍最權威性的國際條約,其國際法的效力凌駕並取代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

 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中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而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宣言則在第八條提到「開羅宣言的協議必將實施……」一九五一年締結、一九五二年生效的舊金山對日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或澎湖的主權及一切權利、主張,但並沒有規定日本放棄後的歸屬國;當時的兩個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是受益國。

  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是同盟國基於戰爭的勝利與軍事的需要,所共同發表的片面政策性聲明,並沒有領土所有國日本的參與。而戰後的舊金山對日和約,不但有當時戰勝的同盟國參加,而且戰敗國的日本也參與其中,得到日本明確放棄台灣的承諾。

 唯有在此和約中,才能充分考慮軍事需要以外種種為保持長期和平的因素。戰爭之後敵對狀態正式結束有賴和約的締結。 舊金山對日和約在國際法上的位階凌駕並取代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難怪中國政府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向強調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的重要性,但對舊金山對日和約則略而不提。 日本放棄後的台灣,主權屬於全體台灣人民。

 當時國際法律地位「暫時未定」的台灣,經台灣人民四、五十年的努力,地位已定,已演進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具備國家的所有要件:人民、領土、政府及與外交往的權能。這種集體努力演化成海島國家台灣的過程,發展台灣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就是國際法人民自決原則的有效落實,台灣人民共同意志的展現。

  總之,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五十年前是「未定」,五十年後的今日是「已定」,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作者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舊金山和約的歷史背景

☉ 林宗光

  二次世界大戰末葉,美、英、蘇三強權未與台灣人民商酌,「輕易地將台灣擲給中國」。韓戰期間,世界強權雖然在對日和約中促使日本放棄擁台主權,卻未指明台灣主權之歸屬應由台灣人民決定。

 在今年舊金山和約五十週年紀念中,關心台灣之將來及台灣國際定位的人士應以客觀、嚴謹的態度來瞭解該和約締訂的歷史背景。 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固然是近世台灣史一重要文件。蔣介石一反過去國民黨主張台灣獨立的立場,向英、美要求戰後台灣歸屬中國。羅斯福及邱吉爾亦一反戰中促進人民自決的宣傳答應蔣的要求。

 戰時的分贓行為在國際政治史中本是常事,不足為奇。但是,戰時的分贓諾言大都必須在戰後締訂和約時受到締約國的肯定才能生效。 因此,戰時諾言的比重遠不如戰後和約的份量應該至為明顯。 從終戰到對日本和約會議召開的六年中,世界局勢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

 蘇聯與西方國家間的悶火在大戰中早就存在,但是戰後已擴張到全球性的東西冷戰。舉世矚目的國共內戰,經過八年的浴血爭鬥,在一九四九年已得到明白的結論:中共獲得全勝,蔣政權被迫移植台灣。與台灣問題有直接關聯的韓戰也已在一九五○年爆發。中國並已介入韓國戰事與聯合國為敵。

 美國且已派遣艦隊至台灣海峽一方面防範中國入侵台灣,另方面避免蔣軍乘韓戰「反攻」中國。海峽兩岸因而形成兩個相互獨立、對立的政治實況。可是兩政權均各自宣稱自己才是「中國」的合法政權,產生了「中國」代表權之爭。

  美國在四十年代對中國的政策改變了幾次。中國內戰初期美國的扶蔣政策已於內戰末期產生了基本上的變化。蔣政權自中國敗退之後,美國棄蔣棄台之聲漸形高張。杜魯門總統之「不干涉台灣」聲明以及國務卿艾奇遜「台灣不在美國遠東防衛線之內」的言論就是反映了這種看法。

 可是北京政權的囂張,中蘇友好同盟的成立,以及美國內部保守派的興起等因素均促使美國重估其遠東策略。韓戰爆發,特別是中國介入戰爭之後,扶蔣保台乃成為美國之基本政策。 韓戰這一變局更促使兩方盟國感到對日和約的迫切性。美國總統特使、國務院顧問杜勒斯於是快馬加鞭安排舊金山會議。

 其實在韓戰前,美國本有意邀請國、共雙方參加和約會議。但是由於中共參與韓戰,華府又對中共採取不承認政策,美國乃主張只邀請蔣政權代表中國與會。 可是這一著棋卻受到英國的反對。

 英國早已唾棄蔣政權,於一九五○年元月即已承認北京政權,因而主張只邀請中共代表與會。但該英國主張因為韓戰的關係連大多數的大英帝協會員國都未加支持。結果是英、美兩國妥協決定國、共雙方的代表都不邀請。因此,有五十多國參加,於一九五一年九月在舊金山歌劇院舉行的對日和約會議中,北京與台北的代表均被排除在外。

 兩方都對此感到憤憤不平,激起抗議,卻都無濟於事。 各主要國家對日本必須放棄其擁台主權之說均無異議。可是這主權應轉移給那個「中國」呢?這問題成為各國爭論的焦點。

 共產集團以及英國均支持北京的說法,認為應該依照開羅宣言的諾言將台灣主權轉交給代表中國的北京政權。相對的,蔣政權堅持以代表中國的身分接管台灣。誰是台灣主權轉移的受惠國在實質上已變成誰代表「中國」的爭論。兩個立場均僵持不下。

 由於韓國戰事延續,中國又受到聯合國的譴責,使得北京立場受到嚴重打擊。因此,早在舊金山會議之前,英、美之間已達成協議,表示在和約中不提及台灣主權轉移之受惠國,等和約訂定之後再由日本自行決定與那個「中國」政權締訂和約。所以,和約第二條僅明言日本放棄對於台灣、澎湖的「權利、頭銜及要求權」;而未對台灣主權的歸屬作任何決定。

 這一點很明顯地否定了開羅宣言中英、美對蔣的允諾,成為台灣地位未定論強而有力的立論基石。 舊金山會議之後,日本到底會與台海兩岸那個政權締訂和約乃驟然成為眾所注目的問題。前已提及,英、美兩強對「中國代表權」態度頗有分歧。

 日本內部各界對將來與中共關係的意見也相當有爭論。保守的吉田茂政府因而對這事深感棘手,乃一時採取謹慎、觀望政策,希望在聯合國對中國代表權問題有所解決之後再決定日本去向。可是美國內部(特別是參院裡的)保守派人士頗不耐煩,頻頻向外交部門施壓,要日本儘早與台北國府締訂和約、建交。

 於是杜勒斯又斡旋於英日之間,將英國立場中立化,並軟硬兼施促使日本與蔣政權締訂和約。日、蔣和約談判就是在此情況下於一九五二年二月底開始進行。 談判間,國府代表葉公超藉機極力向日本要求承認蔣政權為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則儘量抵制這壓力。和談因此多次受到阻滯。

 結果還是由杜勒斯出馬及美國駐華公使蘭金的從中調解才於四月二十八日—舊金山和約生效之日雙方締訂和約。和約中,日本僅承認蔣政權代表其「現在」及「將來」有效的統轄領域,顯示日本政府實質性的「兩個中國」政策。

 至於台灣主權的歸屬問題,此日、蔣和約也未超越舊金山和約的範疇,僅再度申言日本放棄其擁台主權而已。

 由此可見,舊金山及日、蔣兩和約的締訂應有以下幾項值得深思的意義:

  (1)這兩和約是東西冷戰、韓戰及蔣政權敗退至台灣的直接產物。美國的影響尤為明顯。

  (2)兩和約均否定了開羅宣言中盟國將台灣「歸還」給中國的允諾,而有意的未指明台灣主權轉移的受惠國。

  (3)日、蔣和約顯示日本實質上已認知台灣海峽兩岸不同政治實體的存在。

 實際上,日本情願與兩岸政體建立關係,至今這意願並無基本上的改變。

  (4)舊金山會議中,有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曾極力主張於日本放棄擁台主權之後,台灣之政治未來應依照民族自決的原則由台灣人民決定。但如此高尚、符合人權的主張卻未受到主要國家的支持。

 今後關心台灣將來的人士應加倍努力將這和約的缺陷提出來討論。不但要認定台灣地位未定,還要主張主權在民之說,堅持台灣的將來唯有台灣全民能做決定,任何其他國家都不能干預。本人認為,用這種態度來紀念舊金山會議五十週年才真正有意義。(作者林宗光╱美國Drake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


登山健行 台灣邁向聯合國

☉戴寶村

  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大會以二七五八號決議文,驅逐(expell)蔣介石的代表,同時接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會員國,所謂的「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至今適滿三十年。

 經過民主化的修憲、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的歷程,台灣日益朝向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主權獨立國家,在此具有反省的年代,應深刻思考台灣的外交處境,政府與民間如何以具體的行動合作,讓台灣能在國際社會獲得應有的角色與地位。

  聯合國是世界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目前有一八九會員國,除極少數如瑞士為保持中立國傳統而不加入,被「蒙藏委員會」管轄的蒙古共和國早在一九六一年就已加入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後努力廿年也進入聯合國,世上想加入聯合國卻未能加入的國家可能只有台灣。

 聯合國與一個國家之國際關係的重要性由七○年代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演變即可看出,一九七○年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為六十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國為四十九國,一九七一年豬羊變色為五十四比六十六,一九七八年降至最低的廿一比一一六,政府要台灣人在「莊敬路」和「自強隧道」唱「中華民國爽」,實則台灣無法參與各種國際組織,連基本的國情資料都無從登錄,台灣形同世界的孤兒、棄兒。

  相較於「ROC寸步難行」,台灣人長期勤奮努力拓展工商經貿,各種產品行銷世界,才使得「MIT縱橫四海」,台灣國土在世界各國中排名第一三一、人口第四十三、國民所得第廿五、入出口貿易總量第十四、第七大對外投資國、外匯存底第三;台灣人出國人次與國家人口比例居世界之冠。

 台灣擁有如此國家實力,然而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卻只有廿八國,竟是恰和台灣的國民所得的排行接近。

 台灣人憑經濟實力得以遊走世界各國,似已對台灣的國際外交處境麻木不覺,有人以全球化的趨勢來超越台灣的國家建構,也有人將台灣外交關係全歸諸中國的外交封鎖孤立,甚或想仰中國鼻息來獲取垂憐,此無異緣木求魚,自立自強、自助人助才是立國與外交的基本道理。

  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政府開始進行「重返」聯合國的工作,轉眼十年過去毫無進展,今年新政府在聯合國開會前夕也進行參加聯合國的行動,並逐漸調整不堅持「重返」,或是推翻二七五八號決議文的「排中納我」的政策,也試著用「中華民國在台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名義;這種作法雖稍有進步,但仍難有突破性的進展,聯合國的會員國是以國家為單位,台灣就土地、人民、政府、主權等國家要件都已具備,不過若稱作「中華民國在台灣」則形同「活馬綁死樹」,世界上也沒有國家稱作「美國在夏威夷」、「日本在北海道」,因此台灣必須正名為一名實相符的主權獨立國家,讓台灣發聲:「台灣就是台灣」,台灣有條件、也有強烈意願爭取國際間的平等對待。

  「台灣全國站起來運動聯盟」於九月八日上午十點在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中心舉行以「TAIWAN」名稱加入聯合國的登山健行活動,台灣國家山岳協會支持此一活動而參與聯合主辦,希望鼓舞大家發揮登山者腳踏實地的精神為台灣向前行,就像電視廣告中的演員、足球員一樣,堅毅地「Keep Walking」追求成功,大家一起來健行,支持台灣邁向聯合國。 (作者戴寶村╱台灣國家山岳協會理事長、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王建上陣 誰算計誰?

☉洪秀觀

  王建民調贏了林志嘉,電視媒體瘋狂轉播,叩應節目更誇張斗大的標題「王建出馬,蘇貞昌完了!」大有已收復台北縣的姿態。

  趙守博宣布民調的結果,臉上表情輕鬆、事不關己,讓人懷疑自己黨內同志能否代表參選,不是那麼重要,難怪當初國民黨中央聲稱林志嘉很有彈性,原來這個彈性是國民黨在控制,而非林志嘉。國民黨利用王建來拉抬新黨聲勢,牽制親民黨。

 新黨與親民黨外省族群票源同質性高,國民黨欲借力使力,玩起平衡外省鐵票把戲。 再看王建,政治人物常犯的大頭病全寫在他臉上。當初王建要代表新黨選台北縣長,開宗明義第一句話「不能讓民進黨坐大」,眼神中帶著怨恨,大概在他的心中民進黨是叛亂的政黨。

  林志嘉兩眼呆滯、若有所思,勉強擠出一些恭賀的話。自始至終林志嘉只是一顆棋子,國民黨其他原本有意角逐者,或有人告知,或已嗅出是犧牲打,早已聞風轉進,只有林志嘉打死不退,傷得最重。

  親民黨如果像上次台北市長一樣,半路殺出陳萬水這種強棒,屆時,國民黨已出局,新黨王建又重操舊業去撿垃圾,反將國民黨一軍,國民黨恐將偷雞不著蝕把米。(作者洪秀觀╱醫師、台中縣水噹噹婦協理事長)

☉何曼

  國民黨高層總給人一種傻乎乎、充派頭的印象,經常被親民黨和新黨耍弄於股掌之間而不自知。這次泛藍軍台北縣長提名人之爭,國民黨再次成了冤大頭。

  親、新兩黨深知王建、秦金生兩人同時參加民調,分散外省人鐵票,而敗給林志嘉。於是先由秦金生宣布棄選,集中火力一舉拱出挺宋的王建,再由親民黨副主席和立院黨團,迫不及待地宣布全力挺王。其間還故佈疑陣,放出合作破局的煙幕彈。倘若民調結果是由林志嘉出線,親民黨之反應必定不同,外省選票的流向也難以預料。

 國民黨高層一頭栽入親、新兩黨設計的陷阱中,還糊裡糊塗宣稱尊重民調的結果。 選舉資源龐大的國民黨,居然肯和一個即將泡沫化的新黨做「Winner-take-all」(勝者全拿)的豪賭,不得不讓人懷疑國民黨主事者的智慧了。

 

中台禪寺 安定人心繁榮埔里

☉胡晉閥

  徐正毅在「中台禪寺與金字塔」(自由廣場,九月七日)這篇文章中提到兩個重點,一個是環保的問題,一個是禪寺與金字塔的比較。 根據我的了解,中台禪寺興建的初期,花了很長的時間及經費,進行水土保持相關的探勘及強化,期間政府相關單位也非常重視,嚴加監督。

 九二一大地震震央距離中台禪寺不遠,禪寺卻幾乎沒有受到影響,這證明了當初的規劃設計施工,都有一定的水準。另外,中台禪寺的興建,跟金字塔最大的不同點是:金字塔是法老王逝世後的陵寢,禪寺是出家眾及信眾修習佛法舉辦活動的地方,兩者意義相去甚遠。以中台禪寺舉辦活動動輒數千人參加的經驗,以長遠的眼光來看,興建大型的活動場地是比較經濟的。 中台禪寺的興建,還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觀察。

 第一,在一片不景氣中,禪寺的興建,帶動營建及相關下游產業,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擴大內需,也是另類的火車頭工業。

 其次,由於信徒遍及全省,禪寺興建完成,直接帶動埔里地區的觀光交通事業,有人就有市場。

 第三,宗教的目的都是要提昇人的心靈層次,有了完善的場地,相信能更有效率地宣揚佛法,形成社會的穩定力量。 當然,不容否認的,禪寺興建對自然環境做了某些程度的犧牲。

 另外,大型活動也可能對埔里當地交通帶來衝擊,這是需要更多智慧去克服的。看待禪寺興建,泛環保、泛宗教化、泛經濟化都是不恰當的。但是,整體的評估,禪寺興建在經濟上及安定人心的意義上,發揮了很大的效益。 (作者胡晉閥╱牛津全方位教育機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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