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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1年10月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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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把「立法」當「司法」
提倡悲暗觀光,建構歷史記憶
高中老師 冷漠疏離不用心
高中師生 彼此適應多關心
「門面的規範」給女性新聞工作者套上框架
馬市府缺乏風度,扯台灣拼音後腿



錯把「立法」當「司法」

☉葉海煙

 曾幾何時,我們的民意代表竟然以開記者會為業,而大肆運用他們的免責權。唉!議堂沉淪,議事荒弛,莫此為甚!以至於記者會的內容有些已到了不堪聞問,教人不忍卒睹的地步。眼前,竟然還有立委樂此不疲,特別是在野黨立委,儼然把立法院當作司法院,甚至是地方法院,公然檢舉,當庭告發,如同大開群眾大會—拿電視機前的觀眾當吆喝的看倌,而公審我們那些可憐的官員們。

 最不可思議的是記者會所揭發的不是那些該搜查相關證據再去按鈴申告的所謂「弊案」,便是涉及隱私而屬於告訴乃論的所謂「緋聞」或「秘辛」。看來立委真是神通廣大,竟可以在「立法」的本業之外再經營如此副業,而讓我們整個社會一時陷入猜謎、下賭或是可以滿足偷窺心理的遊戲之中。如今,真假莫辨,善惡難明,我們的立委玩火洩憤,已幾乎無以「免責」—他們玩的是政治的火,洩的是心底的憤,而其間沒有人獲利,卻只有立委本人在議堂的咫尺之地得到權力、名聲與無聊目光的青睞。

 剛蒙澄社大舉抬愛的李慶安立委彷彿乘勝 追擊,竟只根據一封尚未被證實的信函,就對衛生署代署長涂醒哲做出所謂「檢舉」的動作,一時擾得口耳相傳,謠言四起。這分明是台灣社會有限資源的「內耗」,自奉不薄的立委如此出招,是不僅有失本身「立法」的責任倫理,而且也已不太「衛生」│那些對同性之間的親熱動作的描繪,怎麼能教坐在電視機前的孩子們聽見或看見?而正當我們的衛生水平與疾病管制問題必須全民關注的時候,如此轉移焦點,如此對人不對事,又到底是為了什麼?看來我們已到了不該縱容立委或其他民意代表濫開記者會了。而記者又為何一定要為 各種記者會疲於奔命?真是豈有此理。公理尚存,正義何辜,我們這些只有選舉權,已幾乎沒有罷免權的選民大概只有搥胸頓足的份,而那些被「檢舉」或「點名」的官員除自歎倒楣,也可能得消耗我們的司法資源,勞動我們的檢警單位,去做一件無關社會公義,也無關民生疾苦的事。如此民主,顯然已教斯文掃地,民風澆薄,而我們在充斥虛假之言與偽詐之行的氣氛中,是不僅活得不太真實,不太甘心,也同時不得不為「獻醜」與「扒糞」的作怪者流擲筆大嘆:「我們何時才能活得美麗?活得快樂?活得自在?」(作者葉海煙╱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主任)


提倡悲暗觀光,建構歷史記憶

☉王逸峰

 悲暗觀光(Dark Tourism)是近年西方觀光學界所提出的 新興概念。最早使用Dark Tourism一詞的是英國學者J.Lennon和M.Foley。在他們一九九七年所著的Dark Tourism一書中,特別嘗試對Dark Tourism做了一個較清楚的定義。根據這個定義,我們可以說舉凡與人類歷史的悲劇如戰爭、屠殺、人權迫害、政治謀殺、奴役剝削等相關的地點或地標皆可發展為觀光或旅遊的據點。而遊客則藉由參訪這些地點,正確地認識並深入省思歷史上種種「人迫害人」或「人殘殺人」等黑暗及悲情的一面。更進一步說,悲暗觀光期待遊客能從心靈的「感同身受」進而達到從歷史殷鑑學習教訓 的教育效果,完全跳脫傳統觀光那種純遊樂休閒的思維。

 為了探討悲暗觀光的理論與現象,Lennon和Fo ley兩位學者親自對上世紀全球較著名的歷史悲劇景點,做了一番徹底的整理調查。在他們的著作中較有代表性的地點包括歐洲二次世界大戰的猶太大屠殺(Holocaust)集中營,冷戰象徵的柏林圍牆,大英帝國的戰爭博物館,戰況死傷慘烈之諾曼第登陸戰的海灘,日本的原爆紀念館,美國夏威夷在珍珠港事件被日軍擊沈的艦艇亞歷納號紀念館,美國的越戰紀念碑,甘乃迪總統在達拉斯的遇刺地點及該事件的兇手奧思華其行刺所在地即後來所成立的第六樓博物館(The Sixth Floor Museum)。另外諸如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靈魂人物 金恩博士紀念廣場及一些黑人民權運動的紀念館或紀念碑亦在Lennon和Foley兩位學者的書中有所著墨。由於作者本身是歐洲人的緣故,因而花了相當長的篇幅探討「猶太大屠殺」所遺留下來的奧斯維茲集中營(Auschwitz Camp)的觀光價值和意義。事實上,只要親自參觀過集中營的遊客無不對納粹的暴行及猶太人被迫害屠殺的史蹟斑斑怵目驚心。很難想像為何一樣都是人,卻有些人狠得下心做出如此冷血殘忍的行徑。

 在台灣,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事實上也留下了不少可供遊客從事「悲暗觀光」的歷史遺址。綠島及島上的政治監獄(綠洲山莊)可說是數十年來見證台灣人權血淚及政治迫害最有代表性的歷史標的物。筆者由於對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稍有涉獵,乃在暑假根據「悲暗觀光」的理論針對綠島的遊客作了一次概略性的研究調查。

 根據筆者的研究資料,綠島的遊客以年輕未婚 族群居多,其中學生可說是綠島旅遊的主流。由於綠島長年隔離,因此島上的自然景觀保存得頗為完整,尤其是近海浮潛及海底溫泉乃是許多遊客慕名前來的主要吸引力,不過綠島監獄囚禁政治犯的歷史卻不是年輕遊客特別重視的景點。在五百多份的問卷樣本中僅有十四%會考慮把綠島監獄列為最優先參觀的對象,至於海邊浮潛則有五十四%列為最愛。其中有七十四%更清楚表示若有時間限制,他們會在浮潛和參觀綠島獄所中優先選擇浮潛。僅有三十七%對綠島曾經關過政治犯有較深刻的認知。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為數不少的 遊客認為綠島之所以有名乃是因為關過大哥級的刑事重案犯而非政治犯。同時我們也發現很多遊客誤以為現在仍然運作的綠島監獄是當年關政治犯的地方,至於綠洲山莊,則很多遊客並不清楚它過去的角色,至於更早之前一九五○年代的新生訓導處(現已消失)就更不用提了。

 不過,這份研究卻也呈現了一些令人欣慰的訊息。有九○%的遊客贊成興建人權園區,並開放獄所觀光。在這些人當中有九十三%的答卷者表示如此做,應可以增加民眾對白色恐怖歷史的了解,另外在贊同者中八○%是基於「感念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遭遇」為動機支持政府開放綠洲山莊給遊客參觀。同時,有九○%的贊同者,更肯定開放綠洲山莊將對人權教育有所提昇。不過卻有為數超過一半(五十三%)不知道政府已規劃人權園區,並將綠洲山莊開放觀光的政策。

 綜合上述的資訊,筆者大致歸納以下建議給主管當局參考:

 一、綠島的自然景觀固然吸引了無數的年輕遊客,但倘若能再搭配上人文關懷性質較強的「悲暗觀光」將會是豐碩且有意義的旅遊行程。

 二、人權紀念園區在未來的展示必須儘量以「原物呈現」。很不幸,幾年前綠洲山莊內的牢房地板已被管理當局用全新木板「裝潢」起來,諸如此類的作為很有可能誤導e世代遊客的印象,以後應加以避免再犯同樣錯誤。

 三、根據筆者的調查,僅有二十三%的遊客「自認」對台灣歷史有較清楚的了解。因此解說短片的製作,解說軟體的設置包含解說人員的培訓是非常重要的。在此筆者要提醒未來的主管單位:在國外這些類似地點,主管機構會要求訪客要抱著肅穆省思的心情來參觀。對於參訪過程嚴禁遊客嘻嘻哈哈,要言之就是教育意義大於一切。例如在波蘭的猶太集中營,有些主管機構甚至規定服裝穿著(如拖鞋、涼鞋、短褲不得進入)。未來綠島人權紀念園區應該如何經營管理,主管機構亦應事先規範。千萬不要出現有遊客穿泳裝、泳褲從浮潛的海灘上來即直奔園區參觀的狀況。

 四、「悲暗觀光」是重構台灣歷史記憶的重要手法。透過一趟綠島之行,年輕的e世代或可體會數十年前白色恐怖家屬與受難者那種「只為見一面」所必須承受之舟車勞頓的辛酸與心力交瘁的煎熬。總之,人權的獲得和歷史的平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遊客必須在參觀完後形成這樣的體認,才能彰顯綠島提倡「悲暗觀光」的價值與意義。同時也唯有建立深刻清楚的歷史記憶,才可讓後代子孫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學會尊重與寬容!(作者王逸峰╱ 南台科大休閒事業管理系副教授,台教會南區執委)


高中老師 冷漠疏離不用心

☉水井

 從國中升上高一,課業難度驟然增加了許多,需要老師解惑也日感殷切。但是當學生無法在空空蕩蕩的辦公室中找到老師,該怎麼辦呢?

 我認為身為一個老師,除了將自己的專業知識或技能傳授給學生之外,也要試著與學生建立起亦師亦友的關係,與補習班的老師要有些區隔。比如說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讓大部分的人理解課程內容,甚至矯正其吸收方式;避免用命令的口氣、或用地位壓制,因為這都會使學生覺得不被尊重,進而影響彼此的關係。老師和學生之間最好建立起「平等」的溝通管道,互相體會對方的感覺,才能架構良好的學習環境基礎。

 如今在課堂上老師多半按著自己的方式教學,總有學生不能適應。當問題無法在上課舉手發問以求解決時,下課可能還有機會追上匆匆欲離開的老師;但是萬一課後複習時才發現問題,老師卻因為沒課就走了,我們該怎麼辦?難不成要學生去找補習班?

 我的導師,也是國文老師,沒課時,會在辦公室內用專注的神情做自己的事、看報紙,看他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狀,實在不敢去打擾。尤其是閒聊,真不知老師會不會皺起眉頭?加上老師只給辦公室電話作為聯絡,是否意味放學後不許打擾?

 我的數學老師,高估了同學的程度,常常省略了一些演算的步驟,最後還是要重新為不懂的人寫一次;學習資料中的疑問多得不得了,只有下課時能問問題,而當我們想把握難得的機會,他卻和別的老師聊天;一份考卷拖到週末才改;沒課時,人就不見了。

 英文老師堅持用英文上課,許多同學覺得很吃力,而且大家都把她出的空英考卷考成五、六十分。老師也問過我覺得有沒有用,但是我這英文小老師要怎麼回答?應該要問全班吧!而且,三個年級都用同一本空英,對於高一新生而言,可是要在短時間內強塞一大堆單字。所以一週五天,都可以看到有人捧著空英在背。

 至於其他的老師,主要辦公室並不在我們這一棟,像物理、生物,雖然很難認定老師所教內容的深淺輕重,不知是不是深到不用追問的科目,即使有問題,卻乏「師」可問。

 上個禮拜,我們才剛上過烹飪課。老師以錄影帶教學之後,我們練習刀工時,老師並沒有進行任何技術指導;評分刀工成果時,也未作出任何評論。反倒是當我們忙著處理那一堆不知熟了沒的蘿蔔和一整鍋湯時大吼大叫,催促大家趕快打掃。但是蘿蔔和湯又多又燙,只好倒掉。我不知道老師傳授了什麼專業技術,更不知道這不會幫助進步的評分意義何在。

 我們還要拿著沒放進鍋子的菜,走回班上,把菜當廚餘丟掉,我認為這是浪費資源的做法。藝能科教室在垃圾費實施隨袋徵收後,就不設置垃圾桶,大家只好以畚箕代替,再拿回教室或樓上的辦公室。如此麻煩學生,對於其所減少的垃圾費,究竟划不划算,值得評估。

 我認為這是沒有用「心」的教學態度,不了解學生想法的形式主義。老師們在團結一致忙著上街頭,追求自己的權益時,是否曾關心學生的權益?(作者為建國中學一年級學生,水井是筆名)


高中師生 彼此適應多關心

林麗雲

 高中教師往往上課來、下課走,不在辦公室多做停留;就算留在辦公室,也全神貫注於當下工作,無暇顧及其他。上課時採用自己的教學方法,學生必須適應他,他不能配合每個不同的學生,許多剛由國中升上高中的學生難免會有失落感。

 高中與國中的落差極大,課業突然加深加廣,即使第一志願的學生也難以承受。面對陌生的新環境、新的艱難學業挑戰,實在需要老師智慧經驗的引導與愛的扶持協助,但是他們所感受到的是老師的冷漠疏遠,使他們在徬徨無助之外,更添失望。

 高中教師要完成既定的工作進度,講求工作效率是必要的,而辦公室不免有人走動說話,使人無法專心;就算勉強留下來,效率也大打折扣。所以住在學校附近的老師選擇回家,住得遠的往圖書館跑。此外,準備教材所需查證的資料多,小小的辦公桌並非自己的書房,勢必回家才能工作。如此一來,學生有問題自然找不到老師,師生互動因此減少,這是非常可惜的。

 但是只要有心,應可解決,教師可與學生相約,特別在某幾個中午或下課時間留下來為學生解惑。而擔任導師,一天中有早自習、午休或下課。若早自習無法來,中午或下課可前去探視學生。人與人相處的品質雖然重要,但沒有付出足夠時間相處,就無品質可言。所以老師或學生若珍惜彼此的關係,無論如何忙碌,也一定要撥出時間聚在一起。老師主動關心學生,與學生建立關係;學生也不要顧慮太多,只要你走向老師,開口說話,老師絕不可能拒人於千里之外。學生需要老師愛護鼓勵,老師也是人,也需要學生愛的鼓勵。彼此都不吝於表達,師生必然相處融洽。

 國中生年紀較小,所以老師時刻相隨,以 防可能發生的狀況。對學生百般關心照顧,學生一下課就圍著老師問問題或聊天,師生關係密切,感情深厚。尤其那些成績優秀、善體人意的學生,更被老師寶貝、疼惜。難道上了高中,老師也要依國中老師的做法去對待學生?有些高中老師關心多也管得多,不能接受如此管教的高中學生批評「老師竟然以管教國中生的方法管教我們,我們不再是小孩子,我們已經是高中生了!」。因此如何對待學生,其間分寸拿捏,實在費思量。也許對剛入高中的學生多一些關注是必要的,之後再因應需要有所調整,以免學生一時難以適應;而高中 新生也不妨往好處想,老師管得少、不易見到老師,這表示老師對我們的信任與尊重,而我們也該藉此學習獨立自主,享受其中的自由自在。

 老師的教學方法,學生不能適應,無法充分 吸收,該怎麼辦?我常聽同事說:「學生要適應老師,老師不可能適應學生。因為我依自己的教學理念與個人風格施教,已行之多年,如何可能改變?而且學生個別差異極大,每個人有不同的需要,老師怎能如孫悟空七十二變滿足不同的要求?」這樣的想法也許太自我,但也不無道理。不過,老師其實很在意學生的反應,如果學生無法理解,或不習慣老師的教法,老師若察覺,一定會修正自己。我覺得台灣的小孩上課時太沉默,有問題不敢發問,以至於老師無法清楚施教的成效;甚至老師主動問學生學習狀況,學生也很少發表自己 的看法。

 期待從老師身上習得專業知識,不必在課後跑補習班,以免辜負老師的教授、浪費學校的資源及學生自己寶貴的時間與金錢;渴望與老師建立深厚的情誼;人生路上,得到老師的引導與鼓勵,愛與支持。這是學生誠摯的盼望,也是為人師表起初的愛與理想。(作者林麗雲╱師大附中教師)

「門面的規範」給女性新聞工作者套上框架

☉蕭蘋、游美惠、楊芳枝

 薛主播事件,在商業媒體的炒作之下,這個事件被炒得沸沸騰騰,但在這個事件之下所蘊藏的重要議題如: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倫理規範、女性新聞工作者在媒體組織中所受到的限制等都被忽視不談。整體輿論朝著將事件「瑣碎化」的方向前進,讓大眾無法在其中得到對此事件有建設性的省思,反而要去忍受媒體追究細瑣八卦的轟炸,以及看不到卻影響深遠的對於性別意識型態的複製與鞏固。

 胡幼偉教授在九月二十八日中國時 報的論壇中所發表的「純主播的門面規範」一文裡,就明顯的呈現出「加強」(而非「改善」)現有的新聞產製結構對於女性新聞工作者的侷限和歧視。胡文提出在台灣現有新聞產製運作之下,主播的工作應僅限於在檯面上播報新聞,而成為新聞整體形象的「門面」(亦即所謂的「純主播」)。也因此,純主播的工作應該「悉心建構門面的裡子與面子」。他並且說,純主播們應該潔身自愛以「保持新聞部門的嚴肅正派形象」。作者並以「故宮裡的翠玉白菜」和「羅浮宮內的蒙娜麗莎的微笑」來比喻主播的角色,指出「你有看過這些鎮宮之寶 隨便出宮、或隨便給人亂碰嗎?」來強調主播「只可遠觀、不可褻玩」的身份、地位與(被觀看的)職責。這種依著男性的想像、假設與眼光所描繪出的模範「純主播」的形象,對於目前日益增多的女性主播而言,無疑會帶來很大的侷限與傷害。

 胡教授在文中不但不批評門面化這樣 的新聞產製問題,且也不去質疑門面化的性別政治。也就是說,在新聞門面化的過程中,男人因為他們在新聞業裡被認為是體力較佳、適合到外採集新聞,所以他們被認為是具有「專業能力」的,並因此被指定扮演新聞的採集與製作者。而所謂的門面、排場、外表等等需要被觀看的角色,通常是由「不需具備專業知識但有美麗外表」的女性來擔任,好像女人最大的用途是拿來被欣賞的。也因這樣的邏輯,作者才能用翠玉白菜與蒙娜麗莎等物品來比喻女性,並且藉著這樣的比喻來規範訓育女主播,再次強調女人作為被觀看客體的重要性與正 當性。

 胡教授用「翠玉白菜」和「蒙娜麗莎微笑圖」來形容女 主播是強調她們的高貴,而她們的高貴則是因為她們「不被褻玩」、不能隨便給男人亂摸。也就是說她們的高貴是被建構在她們的貞潔與貞操上,這貞操則是她應該為他人而去努力保有與維持著的,女人的性與形象被客體化的例證此又為一。這其中所蘊含的性別意識型態值得深探:如眾所皆知的,媒體甚少呈現女性生活的真實面貌,反而只是常在塑造「理想的」、「應該擁有的」形象,而這理想形象(含外貌、作為、道德等)卻又往往是父權結構下的產物,片面要求女性(或某一群體的人)要「撐門面」與「守規範」, 「理想」至此就變成了審判女性的工具與壓迫的機制。

 如果胡文的寫作目的是為改善現實的媒體運作建言,那麼就不可不去瞭解相關女性新聞工作者的研究結果與建議為何。女性主義媒介研究者van Zoonen提出,女性的新聞工作者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但這種人數的增加是否能夠有效的改善新聞內容產製過程中對於女性的忽視、貶抑和偏差呢?答案很簡單,就是「沒有」。但要問為什麼沒有?答案就複雜得多了,因為那牽涉到女性新聞工作者(包括主播)在媒體組織工作中所受到的限制與所存在的困境,而不只是在個人層面上去探究她們本人出了什麼問題(如果她個人有問題,也必須從結構的問題上去深究才有意義)。

 在各大專院校新聞科系的學生中,雖然女性已經佔有相當 的比例,但在進入新聞媒介組織工作後,很少爬升至具有決策權力的重要位置,因此在新聞內容的改善上,少有直接影響的力量。如果我們再問為何女性無法在媒體組織中獲得重要的位置?是她們能力不足,乃至於只關心自己的外貌打扮、或只能充做「門面」嗎?當然不是,而是很多職業女性所面對的工作生涯和家庭育兒的衝突,對於工作時間過長並且極具機動性的女性新聞工作者來說,是更大的難題。如果在支援系統不夠的情形下,她們通常選擇退出新聞工作或轉調其它被視為「屬於女性的」、「不重要」的路線。

 可是,新聞價值的分野與判斷卻是充滿著性別 歧視,而這樣的歧視也同時影響著女人在媒介組織中的位置。一般而言,傳統中被認為是屬於男性的、公領域的新聞,如政治、經濟等新聞就被戴上閃閃發亮的光圈;而和日常生活、被認為是屬於女性私領域的相關議題,譬如文教、家庭生活等就被貶為輕鬆的、不重要的新聞。因此,一方面,女性必須面對父權結構下將育嬰照顧等工作指派給女人的壓力;另一方面,女性也面對女性工作在媒體結構中的被貶值,於是女性新聞工作者就很難晉升到具有決策性的位置。而如果有女性新聞工作者戮力要晉升到更高的層級,也必須依循媒 體中的男性價值運作來從事新聞的判斷和選擇,否則就很難保有她的高位。

 由此可見,女性新聞工作者所遭遇到的難題或困境,是根源於社會文化和媒體制度的偏頗與缺失,如果我們不由此來探究和解決女性新聞工作者所存在的難題,反而更將她們推入並侷限在所謂的「門面」的框架之中,是對很多有志於新聞工作的女性很大的潛在傷害,這樣的論述不能不謹慎為之,並需要面對嚴肅的挑戰。 (作者蕭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所副教授;游美惠╱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副教授;楊芳枝╱東華大學英美文學系助理教授)

馬市府缺乏風度,扯台灣拼音後腿

☉李建昌

 行政院核定通用拼音作為台灣華語拼音標準。馬市府說「為了國際接軌,採漢語拼音」,高市府說「與國際接軌,採通用拼音」,中市府夾在「中」間,都不用。顯見正如政論家的妙諷:真是國際接個「鬼」。國際接軌是個口號,要看其實質內容。

 在最近幾次市政質詢裡,馬市長給予的回答是:第一,通用與漢拼相同的路牌先做;第二,向中央積極建議採漢拼。積極建議便需要有「說帖書面文件」,說帖若合理,行政院便應考量;說帖若嚴重錯誤,行政院便不需考量。現在情況是:北市府直到今年七月十六日在立法院公聽會才提出書面文件:「本府主張採用漢語拼音之理由」,結果全部三項理由都嚴重錯誤或缺陷(自由廣場,七月二十四日),因此行政院正式核定我國採通用拼音政策後,北市府便不宜與中央唱反調,這才是民主風度。

 如果馬市府認為其在立法院提出的文件,是一時疏忽弄錯了,我們也可諒解給重來機會。因為如果其主張對我國國家利益有絕大好處,那麼便應趕快重提正確文件,據理力爭,防止錯誤政策傷害國家利益。同時要提出說帖,說服台北市民。現在情況是:北市府拖延至今既未重提正確文件,也未提出書面說帖說服北市民。在這樣的情況下,馬市府仍然不顧「台灣一體」在國際上才有競爭力,一味扯台灣拼音後腿,更讓人覺得馬市府缺乏民主風度。

 馬市府七月十六日立法院文件犯了什麼嚴重錯誤 呢?就是「片面扭曲聯合國文獻」來支持其國際接軌口號,並以此口號誤導媒體民眾。例如該立法院文件說:「一九七九年聯合國秘書處發出通知,自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起採用漢語拼音作為在各種拉丁字母文字中轉寫漢語人名和地名之標準」,以此支持北市府推銷漢語拼音地名路牌。事實上,聯合國文獻的意思是說「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的漢語拼音,作為轉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語人名與地名之標準」。馬市府片面扭曲聯合國文獻,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部省略了。馬市府的「國際接軌」真是「國際接個『鬼』,接 到處在國際上打壓台灣的中共,這個鬼」。

 馬市府有這種錯誤,因此馬市府又說「如有美國人要寫信寄至台灣忠孝東路,自然使用漢語拼音」(自由廣場,七月二十六日)。這分明是嚴重謬誤,美國人學過中文,學過漢拼的不到百分之一,因此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美國人要寫信到台灣時,根本看不懂「漢字」,因此也無能力從「漢字來音譯成通用或漢拼」。他看懂的是二十六個羅馬(英文)字母,他根據的是台灣對忠孝東路的羅馬字母命名,怎麼可能「自然使用漢語拼音」?

 我要特別聲明:扭曲聯合國文獻是客觀錯誤,不是意識形態主觀批評。北市府不要老是用自己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認為別人是意識形態,自己卻不是。馬市長最矛盾的意識形態就是以大陸有十二億以上人口使用漢拼來批評通用,但又強烈保護只有台灣在用的注音符號與正體字。馬市長基於其意識形態支持只有台灣在用的注音符號與正體字,但是他為什麼不能稍稍尊重另一種意識形態所支持的台灣拼音呢?

 如果馬市長仍然不尊重另一種意識形態,令人擔心的是已經有許多民眾提議,不需尊重馬市長意識形態,將發起廢注音符號與正體字運動,因為新加坡與整個東南亞都廢注音符號採用簡體字,而且這項運動「與台灣的國家語言主權無關」,這正是馬市府批評台灣拼音的邏輯。當另一種意識形態被馬市長意識形態所激怒時,注音符號能不滅亡嗎?這樣才能國際接軌。

 最後,馬市長喜歡說的一句話是:他對漢語拼音一點好感都沒有,但是為了要和國際接軌,還是得用漢語拼音。這句話好像是說某個人對一個女人「一點好感都沒有」,但是為了某種好處,還是得要娶她為妻。馬市長推銷漢拼的想法,未免太工具化。古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馬市長豈可將自己一點都沒有好感的東西,強迫台灣民眾接受。(作者李建昌╱台北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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