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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窟事件五十週年《這樣的人,那樣的年代!》系列

見報日-91年 8月 27 日

〈系列三之三〉

白色恐怖漫天來 血染鹿窟成煉獄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在內戰中潰敗,轉進台灣,政局動盪不安,厲行威權統治,肅殺氣氛彌漫全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凌晨,軍警包圍鹿窟山區,逮捕被疑為中共支持的武裝基地成員之村民,整個行動至次年三月為止。

  「其間因案波及,於二月廿六日至瑞芳圍捕,三月廿六日又至石碇玉桂嶺抓人,前後近四個月,牽連者兩百多人,經判決死刑者已知卅五人,有期徒刑者百人,是一九五○年代台灣最重大的政治案件,史稱鹿窟事件。

  「鹿窟村民被捕之後,多移送鹿窟菜廟(今光明寺),未經對質查証,即以刑求逼供,所得自白或他人供詞,加以定罪,造成無數冤魂和牢獄折磨,以致家破人亡傷痛欲絕……」。

  這是台北縣政府二000年十二月廿九日在「鹿窟事件」現場設立紀念碑的碑文。二00一年三月十二日,台北縣政府也在當年囚禁村民刑求的「菜廟」下方,興建紀念公園。

  鹿窟紀念碑以凹陷曲折的不鏽鋼板建構,象徵事件本身遭到扭曲,以及當年的屈打成招,鋼板下方基座則是一刀刀在堅硬的混凝土地面上敲鑿刻出,象徵受難者的痛苦。

  小小的鹿窟村落,散布在石碇與汐止、南港交界海拔六百多公尺的山巔,天氣好的時候可遠眺台北、基隆,對外交通極為不便。當年是台北縣石碇鄉鹿窟村,國民政府派軍隊掃蕩之後,特意改稱光明村至今,取其大放光明之意,昔日囚禁、刑求村民的「菜廟」,也已改建為光明寺。

  五十年前鹿窟約有兩百戶人家,山上耕地少,以種植包種茶或蕃薯為主,絕大多數村民是礦工。物質生活雖然貧乏,但在時機混沌不明的戰後,村民們非常慶幸,也懂得惜福,彷彿活在世外桃源。

  只是,山下白色恐怖的浪潮一個比一個高,終究湧上山頭,改變了鹿窟村民的一生。

  一九五二那年,十二月廿八日舉行台北縣改制後的第二屆縣議員的選舉,傍晚一投完票,一萬多名軍警就已悄悄掩上山,風聲鶴唳之中,鹿窟對外的大大小小道路都被掌控。

  廿九日一早,摸黑出門的農夫、礦工們,一個個莫名其妙先在路上被捕,接著是更多無辜的村民,都被送往權充指揮所的「菜廟」。

  這些村民分別被關在菜廟的幾個廂房,一間擠了五、六十人,只能勉強蹲坐。當時是冬天,山上夜晚很冷,充當刑場的正殿還不時傳來哀嚎,很容易讓人精神崩潰,有人從菜廟被釋放後,回家便上吊自殺,一些受難者後來在不同場合受訪問時,回憶這段日子仍心有餘悸。

  當時鹿窟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有人被捉,這樣的「菜廟日子」過了廿來天,屈打成招的村民們,才分批被送到台北市區監禁,等候軍法處審判,有人被判死刑槍決,有人被送新店軍人監獄或綠島,還有一些人也不知有罪沒罪,被帶到當時指揮掃蕩鹿窟的保密局軍官谷正文家中服勞役。

  軍警在鹿窟山區逮捕一百一十二人,後來擴大搜捕範圍,包括現在石碇鄉的鹿窟村、中民村到瑞芳鎮一帶,以及汐止市東山里,茄苳里和白雲里,像瑞芳便有父子五人一起被捕。

  界定「鹿窟事件」的逮捕行動,一般是從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九日的圍山,到一九五三年三月廿六日的玉桂嶺逮人,近四個月的時間內共逮捕一百六十五人。

  但是,隨著部分人「逃亡」,或「自新」牽扯出更多涉案者,全案被捕已超過兩百人,也逐漸波及全台,「鹿窟事件」也被史學家視為「二二八」以來,白色恐怖時期最大的政治事件。

  這個事件在當年是個禁忌,民間口耳相傳便有許多附會。例如,有一種說法是:「鹿窟掛的都是中共的五星紅旗,有一個村民在山下看見別人掛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他好奇探問,消息傳到國民黨特務耳中並循線調查,才有後來的大規模掃蕩」。

  類似傳言包括「鹿窟菜廟前每天升降五星旗」,一樣不可信。部份受難者後來承認,當年在鹿窟確實看過五星紅旗,但是是用畫的,而且谷正文指揮大軍掃蕩搜出紅旗後,還譏笑「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

  綜合安全局等官方資料,一九四九年六月,在中國本土的國共內戰已到決勝關鍵,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受命伺機內應,書記蔡孝乾主持會議,選定鹿窟為「北區武裝基地」,計畫成立「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九月指派陳本江等人上山勘察!。 陳本江等人透過關係和鹿窟村民建立交情,並陸續上山「建立基地」;據稱,呂赫若一九五0年初也進了鹿窟。稍後蔡孝乾被捕自新,中共在台工作中斷,官方資料並指控呂赫若同年七月潛赴香港,和中共方面的代表接觸,接受工作指令後返台。

  這段期間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中國本土戰敗的國民政府宣布遷設台灣,一九五0年三月蔣介石復行視事,中共「解放台灣」的行動仍然積極。但到了六月,韓戰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中共行動受阻,國府更大力在台灣「清共」,共黨份子和左翼人士紛紛走避,一些人也進了鹿窟。

  張炎憲教授還沒有出任國史館長前,曾接受台北縣政府委託,主持一項「鹿窟事件」調查研究。

  他和高淑媛在一九九八年提出的報告中指出,關於「鹿窟武裝基地」成立性質,除了前述「中共組織」這種說法,也有人認為應該追溯到日治時期,聲稱「台灣左傾知識份子在戰後延續蔣渭水的文化協會傳統繼續革命,沒被抓到的到上、下港結合,別處無處躲,躲到鹿窟」。

  張炎憲還指出,另有說法認為,躲進鹿窟的未必是共黨份子或左翼人士,應該是「二二八事件」的逃難者。當然,也有可能是共黨份子怕單純的鹿窟村民驚嚇而檢舉,便假稱是上山逃難,一些鹿窟村民便相信,「鹿窟事件」基本上是「二二八」的延續。

  就這三種說法來看,被認為一九五0年初躲進鹿窟的呂赫若,雖然有可能是官方所認定的共黨份子,但也有可能只是行動派的左傾知識份子,或者更只是「二二八」乃至白色恐怖初期的避難者。

  「鹿窟事件」受難者之一的李石城,一九三五年生,當年還是十幾歲的孩子,常在山上放牛。他說,這些外地人在山上都用化名,像呂赫若就被稱為「王仔」,「呂赫若」這三個字,是一直到軍隊捉人、國民黨特務審訊時,村民們才聽到的。

  和李石城一樣,絕大多數的村民並不知道這些人的背景,就算知道,也很難搞懂政治立場這類的事。依李石城的理解,村民們相信這些人是逃難才上山的,「聽大人說,他們都參加過二二八」。而村民也稱這些人為「匿山仔」,意思正是「躲到山裡來的人」。

  因此,關於這些人在山上搞武裝訓練的傳說,李石城嗤之以鼻。他說,用大腦想想就知道,這些人當時連命都快保不住了,還有多少膽子搞這個?至於有沒有武器,李石城說,他看過一次,是逃亡者之一的「蕭指導員」分解一把手槍擦拭,後來就沒見過了。

  李石城說,等到被捉後,他聽說國民黨軍隊幾乎把鹿窟村夷為平地,總共只發現一支手槍與兩顆子彈,其中一顆子彈還故障無法使用,可見叛亂的證據有多薄弱。

  事實上,官方資料也指稱,破獲「鹿窟武裝基地」時,除了起出駁殼槍一枝,另有土造手榴彈一百六十五枚,土造地雷七個,和炸藥兩包、雷管一束、手銬一副。

  以僅僅一枝槍的配備,稱鹿窟為「武裝基地」,是很明顯的誇大。至於土造手榴彈和地雷,依判決書指稱,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來炸藥、雷管,再由「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成員製作;這些村民也因這些指控被定罪。

  當時在鹿窟的「匿山仔」,一般說法是二、三十人,被官方稱為「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成員,有組織有分工,相關的說法也因而流傳。像呂赫若便被說是負責通訊聯絡,但也有說法稱他是書記、是實際領導者,並稱直到他被毒蛇咬死,才改由陳本江領導。只是,這些說法和呂赫若究竟有沒有到鹿窟一樣,都無法證實。

  另依後人的一些調查研究,確實也有一些鹿窟村民加入所謂的組織,但應屬少數,其餘在事件中被捕受難的,都是當地無知村民,包括老幼婦孺。因此,後人記述「鹿窟事件」時,像林樹枝先生便用「屠村」這樣的措詞,批判國民政府當年的作為。 林樹枝十多年前曾記述一位陳先生的說法,呈現和調查局資料相近的「鹿窟武裝基地」,有當年中共組織的作戰計畫,也有組織成員面對國府軍隊圍捕的作戰實況。

  林樹枝的這篇文章,提供了觀察「鹿窟事件」的另一個角度,和後來張炎憲主持的調查研究結果大不相同。不過,林樹枝悲憫的仍然是無知村民被捲入,以及整個村莊在時代漩渦中的滅亡。

  大體而言,當年確實有一些外地人躲進鹿窟,當中也有一些人搞組織,但是沒有證據顯示進行過所謂的軍事訓練,再以查獲的極少量軍火來看,根本也稱不上是武裝基地。最重要的是,絕大多數鹿窟村民都是無辜的,只因身處那樣的年代,就得承受莫大的苦難。

  白色恐怖的傷痛,纏繞台灣人民五十年;可是,就像不知道呂赫若最後的命運,人們並不真正清楚那年鹿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鹿窟紀念碑文的最後一段寫著:「今日立碑,除追悼冤屈,緬懷往事,更要記取當時任意逮捕判刑,蹂躪人權的教訓,共同攜手為建設台灣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社會而努力。」 鹿窟山區長年雲霧,真相和教訓都不容易分明。

【調查採訪:記者何瑞玲、陳祥麟、黃邦平、許紹軒、劉力仁、洪敏隆、梁秀賢】

【撰稿:記者李克強】    


那樣的年代 鹿窟事件最悲慘

記者何瑞玲╱專訪

 儘管擔任國史館館長接觸了更多史料,研究「鹿窟事件」最負盛名的張炎憲,對這個事件的看法還是沒有改變。

 他說:「當年的當權者粗暴地使用權力,把鹿窟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有人連家族也被株連,這樣的冤屈,是白色恐怖時期最悲慘的。」 張炎憲擔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時,接受台北縣政府委託調查「鹿窟事件」,一九九七年起的四年間,足跡踏遍鹿窟村每戶人家,幾乎和每個村民都談過話,深入了解當事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他的兩本口述歷史書中,儘量透過村民回憶及官方檔案,呈現了「鹿窟事件」的脈絡。

 以下是他接受記者訪談的問答摘要: 記者問:依你的調查研究,五十年前的「鹿窟事件」應該如何定位?

 張炎憲答:這是五○年代白色恐怖最重大的政治案件,也是最悲慘的案例。 在這個事件中,軍隊當場打死一人,卅五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十二人,其餘九十八人被判有期徒刑,刑期合計八百六十五年,受牽連的村民達二百多人,形同滅村,這就是它的特殊性。 我個人認為,當年的確有左翼份子躲進鹿窟,但村民是無辜的。

 問:這些左翼份子究竟有沒有在鹿窟建立武裝基地?

  答:當年逃入鹿窟的領導階層確實有共產主義者,也有因為「二二八事件」而上山逃難的,他們以山區為活動據點,但談不上是「武裝基地」。 「武裝基地」的條件,要有分工,要有訓練、戰略、文宣等組織,逃入山區的份子也許懷抱理想,卻沒有行動,也沒有基地的規模。但是,當年的政府並不這麼想。

  問:官方視當年對鹿窟採取的行動為「剿匪」,你的看法如何?

 答:就像我說的,逃進鹿窟的外地人有一些是左翼份子,但不構成武裝基地準備叛亂的條件。 村民更是無辜,他們想法單純,很多是不識字的礦工、農民,一輩子沒有到過都市,連都市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怎麼會知道什麼是「馬克斯主義」、什麼是「共產黨」?

 「鹿窟事件」應該用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逃入山區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一是無辜的村民,但是國民政府將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是權力暴力,且不具武裝基地規模就判死刑槍決,也是違反人權。

 問:當時在鹿窟山上的左翼份子,和中國共產黨有沒有直接的關係?

 答:我接任國史館館長後,曾接觸其他檔案,了解共黨確實有在台灣活動,成立台灣支部,但是以共黨的直線領導方式,要了解組織脈絡及系統並不容易,包括如何構成領導體系等,這些資料並沒有留下。 我個人界定「鹿窟事件」只是自主性的組織,那些年輕人對台灣懷抱著熱情與理想,急切地想做些什麼來改變時局,有人便想要用共產主義來推翻國民政府,這些過程有很多複雜因素,但分開來看,我對他們懷抱理想主義去行動、落實的情操,還是給予肯定與欣賞。

  問:呂赫若當年在鹿窟嗎?他最後有沒有加入共黨組織?

  答:我訪談鹿窟村民的過程中得知,他當年應該是躲到鹿窟山上沒有錯,我也訪談過有人目擊他在山區被毒蛇咬死。他的左傾是明顯的,但是有沒有加入共產黨,檔案上沒有證據。

 我認為,不能因這些青年支持左派就論定他們不好,但也不能因為他們懷抱理想和熱情,就美化他們的行為。呂赫若在文學上的表現令人激賞,但他進入鹿窟山區將理想訴諸實現是失敗的,不能因為他在文學上的表現就美化他的行為。

  問:你對鹿窟的印象如何?

  答:我住在鹿窟山腳下的南港,曾聽老一輩人講過鹿窟事件,但真正了解也是在接下口述歷史工作後。早年的鹿窟村是以「頂鹿窟」、「下鹿窟」來編定村落門牌,被改名為光明村後,當地仍以「光明村頂鹿窟╳╳號」做門牌。 不過,現在鹿窟的聯絡道路已改名為「汐碇路」,村民的門牌也跟著改為「汐碇路╳╳號」,「鹿窟」兩個字,在行政地圖上已經徹底消失,往後要尋找與「鹿窟」相關的脈絡,會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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