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91年9月6日 星期五
 

敬酒

文 ◎ 張娟芬 圖 ◎ 何文瑩
到底是女性主義帶我走向同性戀,還是相反;驅使我走向女性主義的,是骨子裡的同性戀?我不知道。
我僅確知,幸好當年
認識了那些好戰的女同志們,
她們使我覺得理直氣壯。
敬妳們一杯酒!

 差不多是十年前。我在讀大學,開始對性別議題有興趣,但這塊園地真是荒蕪。我翻遍全校的課表找不出幾堂跟女性主義有關的課,想組個讀書小組,連要讀什麼書也找不出來,因為當時的中文書多半是雜文選輯,不然就是生吞活剝、撲朔迷離的翻譯。我去師大圖書館逛來逛去,相中了一本《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s》,好啊,就它吧。這書裡有一章是女同性戀,我就是這樣踏進來的。
 不只書,還有人。當年我認識的同性戀一個個都是好戰派的,她們常在各種場合提出同性戀議題,社團裡、文化刊物上、課堂上。即使沒那麼好戰,起碼也是自然派的,大大方方地同進同出,偶爾關起門來不顧我也在房裡,兩人就有滋有味的親起來,我只好目不斜視。我在一九九一年寫過一篇長文〈女性情誼與異性戀機制〉,就是在這樣的氣氛裡寫的,那是我寫的第一篇關於同志議題的文章。
 九三、九四年可以說是女同性戀運動主動出擊的兩年。在這之前,我只是知道某某人「是」,或者知道誰和誰在一起;我看到的女同性戀主體是坦然而自信的,但多半把精力傾注在婦女運動裡。此刻,情形則大不相同,《愛報》與《女朋友》的創刊說明了:她們已經決意開創「女同性戀運動」。另一方面,我也很驚訝的發現,在校園社團的演講邀約中,學生最常要我講的就是「異性戀霸權」,雖然她們多半都是「女研社」。我清楚的感覺到,還有好多人可能會成為女同性戀主體,或者正準備要投入女同性戀運動。我對同志運動涉足愈深,其實是周遭力場的交互作用。
 那幾年,我大概跑遍了大台北地區所有大專院校,關於「異性戀霸權」,我的演講開始出現兩種版本。一種是女性主義的版本,著重於異性戀關係裡的男女不平等、愛情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另一種則是同性戀的版本,主要在分析同性戀的社會處境,包括刻板印象、污名與歧視等等。我的運動立場也有所改變,不再那麼理所當然的以女性主義的架構來思考同志議題,而比較傾向「雙軌制」——認為婦運與同性戀運動應是彼此獨立的,可以合作但各有主軸。雖然如此,大部分的時候我仍然在中間疑惑的擺盪,在《婦女新知》的一系列對話——〈Like A Lesbian〉、「沉默之島謊人手記」和「誰去掛鈴鐺」,呈現的就是這樣的思索過程。
 這時的廣播電視甫解禁不久,許多與性別有關的談話性節目一個個冒出來,我風塵僕僕。有一次主持人報出我所任職的媒體,不久後便收到一位聽友寫傳真向我的主管「告狀」說:豈可放任你們的記者在外面宣傳同性戀?拿到傳真的同事深明大義,直接寫道:「一笑置之可也!」便把這封傳真給我留作紀念。
 比較離譜的是有一次我打電話給一位號稱是「同性戀專家」的醫生,詢問關於同性戀役男體檢的問題,後來竟然有一位同事將我拉到一邊,問我為什麼特別「關心」同性戀,——原來這位「同性戀專家」立刻向他相熟的記者「通報」!類似的鳥事流言,三不五時總是有的,不過社會運動會遇到阻力,這本來就是正常的事情。重要的不是去渲染一個極為鴨霸的對立面來讓大家同仇敵慨、從而合理化自己的無所作為,而應該靈活準確的找到能夠施力的那一點,使槓桿動起來。
 「原來同性戀真的到處都是呢。」
 「同性戀」這個議題並不是完全碰不得。但是一個以大報自許的媒體,畢竟會覺得這種「小眾」、「邊緣」之事只可偶一為之,多了就有喧賓奪主之嫌。或多或少的,媒體經營者總有迎合大眾口味的壓力,但追逐時事也是媒體無法推卻的義務,所以相關新聞發生時,就是弱勢議題(除了同性戀以外,還有女性、勞工、性解放等等)最容易爭取到版面的時候。我做了幾次同性戀專題,聽到報社裡有一些冷嘲熱諷說我「只喜歡做同性戀」。但是同性戀議題卻是最引起讀者迴響的——專題見報後的一、兩個禮拜內,我總會收到數十封讀者來函詢問相關資訊,我一封一封回。有一個同志讀者從美國捎來一信,說自己就是因為家裡逼婚才「流亡」美國的,我乾脆將手邊的同志雜誌收一收,寄上一大包。幾年後,某一次遊行竟然有個女同志來相認,她說她當時收到我的信以後,跑去參加了「我們之間」,「然後就很幸福了!」她笑得很開心。
 九六年四月,我離職恢復自由之身,開始著手寫我的第一本書《姊妹「戲」牆》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了柯采新(Cheshire Calhoun)的文章〈分離同女理論與女性主義〉,眼前一亮。我迫不及待的找來她的其他幾篇相關論文,集成《同女出走》,希望為日漸茁壯的女同志運動提供厚實的基礎。《姊妹「戲」牆》反倒有些難產,直拖到一九九八年年底才問世,花這麼大力氣寫一部被壓迫的歷史,實在因為「不忍青史盡成灰」,我希望同性戀所吃過的悶虧至少留下一點痕跡來。
 不久後,同樣懷著「留下一點痕跡」的心意,我著手做女同志的訪談,寫了《愛的自由式》,想寫下女同志生活性的、文化性的側面。蒐集個人的戀愛史,比寫集體的壓迫史要快樂多了,讀者與朋友們的反應也多是:「一邊看一邊笑!」非女同志的讀者,則不分男女的流露出對女同志世界的嚮往,甚至開始拿「T」、「婆」的標籤往自己身上貼,我聽著他們「舉一反三」的自由聯想,覺得這麼一來,「性別」概念還真是一塌糊塗、你儂我儂呢。《愛的自由式》出版後不滿一個月即陸續再版,中南部的書店也不時要求補貨,令出版社大吃一驚,他們說:「原來同性戀真的到處都是呢。」
 可以這麼說:《同女出走》是《姊妹「戲」牆》的副產品,而《愛的自由式》是對《姊妹「戲」牆》的延續、補充,繼續努力留下那我未及留下的。在《愛的自由式》的演講中我總說,這僅只是千萬片拼圖中的一、兩片而已……未完,待續。有一次開玩笑的說:下次來問些慘烈的分手經驗,書名就叫作《愛的狗爬式》好了。
 當年的好戰女同志們,她們使我覺得理直氣壯。
 粗略的看這十年,前五年我因某種弱勢連線的信念而來,為所應為。後五年我親身感悟日多,為所欲為。這期間我也寫了不少女性主義評論,但出版的專書卻都是關於女同志的,到底是女性主義帶我走向同性戀,還是相反;驅使我走向女性主義的,是骨子裡的同性戀?我不知道。我僅確知,幸好當年認識了那些好戰的女同志們,她們使我覺得理直氣壯。敬妳們一杯酒!
 我在運動路線上的思考與轉變,已於《同女出走》的序中詳細交代,這十年交織著我生命中一些重要的足跡、一些深重的痛楚,與一些深刻的感動。其中許多鯁在喉嚨裡的,我現在還說不出。……未完,待續。我讀《改變世界的藥丸》,講避孕藥發明的歷史,讀完後啼笑皆非的覺得,歷史啊,聽起來巍然高聳,但其實它常常是騙子、傻瓜與無賴寫成的。
 最近我翻著大陸作家夏堅勇寫的《湮沒的輝煌》,又有另一番體會。夏堅勇寫到明朝即將覆亡的一刻,眾所週知的烈士史可法旗下統轄十萬大軍,但清兵只花一天就攻下了揚州城。與之成強烈對比的是江陰典史閻應元,他不過是個九品芝麻官,名不見經傳,但二十四萬清軍去攻江陰竟然足足攻了八十一天,城破之日,百姓只剩下老幼五十三人,無一人降。而清兵為了攻這小城,死了七萬五千餘人,包括三名親王、十八名將領。何以致之?夏堅勇對史可法的批評堪稱嚴厲,卻不無道理:「仗還沒有打,自己就先想著怎麼個死法,如何全節……兵臨城下,將至壕邊,他想得更多的不是怎樣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己最後的造形。……他那種對千秋名節純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對眼前刀兵之爭的創造性謀畫。……到了這種地步,戰爭的結局只是個儀式問題了。」「史可法固然以慷慨盡忠的民族氣節而名垂千古,但十萬大軍何以一觸即潰,當史閣部走向刑場時,難道不應該帶著幾許迷惘、幾許愧赧嗎?」
 我慨然。烈士,也有不同的烈法啊!寧為閻應元,不為史可法。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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