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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的另一個身分是作家。 (記者粘耿豪/攝)
王丹小傳

三十四歲的王丹,目前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中學時代開始創辦跨校校園文學刊物,一九八七年進入北京大學政治系讀書,期間編輯詩刊《藍帆》;後轉歷史系,組織「民主沙龍」。一九八九年,王丹參與中國「八九民運」,在「六四」事件之後被捕入獄。一九九三年出獄之後,繼續參與民運,一九九五年再度發起「公民上書運動」,再次被捕,隔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十一年徒刑。九八年王丹以「保外就醫」名義赴美國。目前除了讀書之外,還擔任「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以及《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

記者◎趙靜瑜

 政治上的名人出書,眾人關心的總是名氣下的瑣碎,企圖從書中嗅得這些名人背後的氣味,然而王丹,這個在「六•四」天安門事件裡成為革命英雄的名人,在自己的文章裡繳了械,讓外界看見他柔軟的心。

 在這次的訪台之行中,王丹出版了兩本新書,《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散文集收集了王丹到了哈佛之後所發表的非政論性文章,直接地呈現王丹面對自身與歷史的思考感受環境變遷下個人安身立命之道。在文章的書寫過程中,除了向讀者表達更深入的想法之外,有一部分也是為說服自己,讓自我在漂泊的環境與變異的心境下找到可供摸索的方向。


  詩集《我與深夜一起清醒》除了收錄這兩年王丹的新詩作之外,也將十年前王丹的舊作一併收入,呈現更為清楚的刻痕,詩是王丹在文字使用上的特權,也帶給王丹最大的自由。詩集裡,王丹寫下了他對於時光與回憶的感受,散文中,王丹透視著自己的生命,帶著一張異鄉人的身分證,孤獨地進出。

來台灣可以與北京擦肩而過
 喜歡來台灣的理由,王丹說很多,但其中一條聽起來很可笑,但也很重要,「那就是我可以跟北京擦肩而過。」王丹說這麼多年以來,他只有在坐到往台灣的飛機上,才能夠與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如此接近,王丹說雖然他已經習慣了遠在他國流亡,但真的跟北京擦身而過的時候,「我仍忍不住有些戰慄。」王丹表示,這是一種無法理清頭緒的情感,「因為我實在說不出北京有什麼出眾之處,而且聽說近來北京空氣污染已經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但我看見一張北京市的照片,就會有些失神,這只能解釋成思鄉了。」

  來台灣多次,王丹說不清楚台北對於他的魅力到底是什麼,「我只知道我喜歡這座城市,哪怕要忍受十九個小時的長途飛行,我也願意常來。」在王丹的觀察裡,台北的市容談不上協調,玻璃帷幕裡是摩天大廈,跟陳舊腐敗的舊樓建築混雜在一起,在巴黎時尚時裝專賣店旁,就會有豆漿油條的早點舖。「當然還有深厚的文化蘊函令我著迷,少有一座城市像台北這般富有文化氣息,到處都有演出海報,作為一個學生,沒有什麼比這種知識氛圍更讓我感到親切。」

王丹一口氣出了兩本文學書,散文集《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和詩集《我與深夜一起清醒》。

  王丹說,兩千年台灣政權和平轉移,民進黨首度執政,雖然有很多問題,但整體來說台灣仍在持續發展,或轉型,王丹舉例來說,每個人搭乘捷運時,會自動排隊等候,「這就是台灣人民的文明。」王丹說,台灣人民的平和、善良以及對人的信任也讓他印象深刻。多次進出台灣,王丹對於中南部民眾更是印象深刻,「這種人與人之間陌生卻親切的關係,也是許多大陸人來台灣後,喜歡台灣的原因。」

文學是王丹的出口
 經過革命的洗禮,王丹已經有了自己在歷史中的地位,不容抹滅,王丹回憶,「我好像與一年級特別有緣。」王丹說他一九八七年考上北大國際政治系政治學一年級,上半年政治學獨立出來,變成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學系,還是一年級;一九八八年王丹又從政治系轉入歷史系,按學籍管理規定,必須重讀,所以還是一年級。一九八九年爆發天安門事件,「這個漫長的一年級還沒念完,我就變成了階下囚。」王丹的大學夢,自此斷了九年。後來王丹申請保外就醫,入讀哈佛大學,用了十三年時間,王丹終於從一年級升上二年級,卻只用了一年就念完碩士,人生的戲劇化,著實在真實生命中呈現。

  即使革命已經過去,親身參與的王丹依舊有深刻的感受,王丹說,當一個孩子變成了革命者,相對來說大家也就知道了革命為什麼會失敗的原因。王丹回憶起九四年八月時還在北京被公安跟監,當時他從朋友家乘一輛計程車回家,後來司機發現後面有人跟監,就問王丹他究竟是誰,當王丹表明身分之後,「司機先生說︰『我真是太幸運了。』」這位司機拿出一張紙來請王丹簽名,然後表示其實北京人民都是同情民運人士的,只是無能為力。這些北京的點點滴滴溫情讓王丹深深感動,「我也很想對他們說聲謝謝。」

  文學裡的王丹,細膩多情,披著革命戰袍的王丹,則夢想著有關自由與公義的世界,當他獲得碩士學位的畢業典禮那天,「我想起了我早逝的同伴。」於是「親愛的人,我的生命是倖存的,但我的悲傷與記憶,永遠陪著你們。」  

  除了自己是學生身分之外,王丹依舊持續發表政論文章,批評中國時政,前一天還穿著西裝談政治,第二天就穿著T恤談文學,政治與文學虛虛實實,在王丹生命中像是兩條理不清的線團,持續環繞。

  王丹表示,文學對他以及對人們的生存其實深具意義,王丹說這表示世人的生命在現實中總是被桎梏,被固定,「你的職業名銜成為唯一的認定方式。」王丹說除了職業身分之外,沒人在乎你喜歡園藝或是哪種音樂等,「人應該使自己的生命以更多範圍的方式體現。」文學就是王丹的出口。

  日前王丹到了輔仁大學參加座談會,現場有一位幾乎跟王丹完全持反對立場的人士,頻頻質疑王丹的論點,只見王丹不疾不徐,神采飛揚,一字一句解釋,沒有一絲慍氣。王丹說,現在的心情非常平和,隨著年齡增長,做任何事已經不能用成功與否來論斷,而是看自己是否用心盡力去做。

  現在王丹正在哈佛攻讀博士,論文題目就是六○到九○年代的台灣,王丹說,台灣現在發生的許多事,將來都會在大陸同樣發生,或許過程與結果並不完全相同,但很值得作研究。牢獄之災與無法言喻的苦難,的確在王丹的記憶裡,對於母校與故鄉的思念,仍是王丹的傷口,王丹用易感的文學觸覺,繼續展翅飛翔,應該會有那麼一天,王丹可以回到自己熟悉的二環路,棲息並放聲大哭。
(圖片提供/大塊出版社.何經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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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在文學裡找到安身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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