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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副 刊

一個中國人眼中的李登輝 四之一
激情與浪漫

◆自威權統治到開放民主的歷史性轉變中,國家領導者一向占居決定性的位置。出身中國、近年長居海外的評論者曹長青,在本文中,以一個中國人的觀點,深切描摩扭轉台灣近代政治社會發展的關鍵人物──李登輝的處世風格與經歷作為。文中自李登輝的性格偏向敘起,繼而概述其步入仕途後的輾轉過程,而終於登上權力頂峰,實質推動台灣邁向民主自由。此外,作者亦提舉個人獨有的評述角度,從宗教面向切入,詮釋信仰與認同如何影響李登輝(及其他國家領導人)的思維意志,進而成為改變歷史進程的一大潛因。                      ──編按

◆曹長青。出生於中國黑龍江省,青年時代從事詩歌創作。一九八二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曾任《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該報為八○年代中國大膽敢言的報紙之一,後被政府關閉。一九八八年赴美,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和夏威夷東西方中心進行新聞研究,發表政論與文學評論,為中國海外重要異議作家之一。九○年代中期開始關注西藏和台灣人民自決權的問題,曾主編《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論西藏》。近年來則多次發表文章和演講,支持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以及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新的國家而進入聯合國。目前定居紐約,專職寫作。

◎曹長青
 在海內外中國人的媒體上,對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污辱、謾罵和醜化已經不計其數,漢語中找得出來的罵人話也幾乎被用盡了。於是一個一手促使台灣發生了從獨裁走向民主這個本質性變化的人,被中國人媒體妖魔化到遠比當今中國的獨裁者江澤民還可惡的地步。在中國人中,我的資訊應該不算太貧乏者,但對李登輝,卻從未讀到過任何中國人寫的正向描述和評論他的文字。
 但通過在台灣近距離地觀察、採訪,並閱讀有關書籍,我發現真實的李登輝和我從媒體對他的報導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見有相當大的差別;而且作為卸任總統,一個沒有任何行政權力的普通百姓,李登輝在台灣民眾中的受歡迎度是遠超過中國人想像的。而且通過這些觀察和採訪,我還發現了李登輝為什麼能不走獨裁之路,一手促成台灣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為就這個原因,我沒有看到過任何深入報導和分析,所以自認是我的發現);而且就李登輝為什麼能當上總統,我也得出了和媒體報導、甚至和李登輝本人不同的結論。

性格很像達賴喇嘛
 我在一次晚宴中第一次見到李登輝先生,他的一句話,令我對他的性格產生了很大興趣。當時在一桌紛亂的「雜談」中,我忽然聽到李登輝說,「我當總統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蔣經國沒有想到他會那麼快死掉。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當總統咧。」
 這話著實讓我吃了一驚。中國人大概沒幾個沒聽過那個關於李登輝怎麼當上副總統的政治笑話,那從台灣傳出、作賤李登輝的笑話,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國民黨元老們一直打壓李登輝,渲染他不配當總統;那麼李登輝本人似乎應該堅稱,總統本來就應該是他當的,必然是他當的。可他居然輕鬆、隨便地談起,他當上總統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後來的觀察中發現,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輝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來一直以為他是個呆板的、不苟言談的農業專家,而且當了十二年台灣總統,言談必定滿口官腔。但他幾句話就露出了那種「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點地說,他的性格很像達賴喇嘛。我說的像,並不是說他像達賴喇嘛那樣,總是笑瞇瞇地;而是他的率真、不做作,既無城府,更無防人之心。我曾多次採訪達賴喇嘛,跟他有過深入的交談,坦率地說,他的個人性格遠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輝居然也是這種性格,難免令我感到驚奇。
 因為這種性格的人,(除非像達賴喇嘛那樣轉世)在權術鬥爭激烈的獨裁國家雖然有時也可能攀到高位,但很快會由於不夠老謀深算而被排擠掉;即使在民主國家,也會由於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夠高明,而被對手擊敗。但李登輝居然能在獨裁和民主的台灣都坐到總統高位,期滿卸任,多少令人有些不可思議。
 美國雷根總統的授權傳記《Dutch》的作者莫里斯(Edmund Morris)曾說,性格特色是決定一個總統的重要因素。隨著對李登輝先生的進一步了解,我愈來愈體會出這句話的道理。
 一九九九年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引起海峽兩岸的軒然大波,也引發美國學界和媒體的爭吵。當時我寫了篇題為〈李登輝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說李登輝就像「皇帝的新衣」中那個孩子,說出了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但現實就是這麼荒謬,瞎子都看見的事實,就是不容人說出口。而說出一個簡單的真實,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氣,並付出很大的代價。
 自「兩國論」的提出,李登輝開啟了台灣人民邁向真正獨立建國的新航程。其挑戰獨裁者的勇氣和敢於掀開歷史新篇章的壯舉,無法不令人欽佩。所以在一次論壇會後有機會和李先生交談的時候,我馬上就問他,「當年你哪來的膽量,敢提出『兩國論』,說海峽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
 「個人是很渺小、軟弱的,」李登輝回答道,「我其實並沒有那麼勇敢,我是個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時候,就去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的幫助。」
 我必須承認,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給我的感覺是具有震撼性的。當時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問題,在經過共產黨三十多年無神論的透徹洗禮之後,又在美國目睹一個有神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再經過十多年理性、感性和靈性的掙扎,對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門的艱難性的感觸,大概是沒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所難以理解的。
 雖然我後來了解到,在台灣幾乎任何人皆知李登輝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在中國人中卻並非只有我孤陋寡聞,回美國後我問了幾個朋友,沒有一個知道李登輝是基督徒。信仰對李登輝的人生、政壇和今天到底起了什麼作用?它對台灣的意義是什麼?對中國今後的民主之路有什麼啟示?我對這些問題的興趣幾乎超過了對當時正熱火朝天的台灣大選。所以在台灣大選之前的緊張中,在李登輝一場接一場地站台、趕場的奔波中,我對李先生做了一個專訪。談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灣的民主之路,在大選前的激盪中,李登輝顯得輕鬆愉快。

喜歡魯迅、喜歡文學
 在我跟他有限的幾次交談中,有兩次聽他很認真地說,「我年輕的時候真的很喜歡魯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書》、《青銅時代》等)。老實說,我不喜歡胡適哎,真的不喜歡啦。」「為什麼呢?」我問道。「魯迅和郭沫若有激情嘛。魯迅對中國文化的批判是沒有人超過的。」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喜歡胡適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討自由主義;而喜歡魯迅的人,則不僅對中國文化持強烈抨擊態度,更總是忍不住充滿激情地身心投入。我無意褒貶哪類人,因為性格是上帝給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歡哪類風格,卻常常可以反映出那個人本身的氣質。熟悉李登輝的人一定認同,他屬於那類熱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沒有放棄對文學的愛好,他給長子取名李憲文,憲是輩分,文則是出於自己對文學的喜愛。
 由於李登輝說起他高中時代讀魯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讀日文版,於是我想到了許多對李登輝經常說日語的指責。
 曾遭日本侵略,和日本至今都有著難以化解的宿仇的中國人,在任何和日本有關的問題上都最能挑起民族主義瘋狂。所以在反李登輝時,中國媒體則想方設法拿他和日本的關係做文章。於是極為容易地刺激起那些對台灣歷史十分模糊的中國人的憤怒情緒。
 生於一九二三年的李登輝,一直到二十二歲二次大戰結束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統治下。日本人為了對台灣實行殖民地教育,鼓勵台灣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灣人很多都有日本名字,李登輝的日本名字也源於此。當時日本還指定一些家庭為皇民,所以擁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還被列為皇民。
 李登輝從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說日語,卻從來沒有受過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當年對他喜歡的魯迅和郭沫若,都無法讀中文原著,而只能讀日文版。在二次大戰前,李登輝也讀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等,都是讀日文版。
 直到一九五二年,蔣介石政府規定台灣學校一律講北京話,禁止日語和台語,李登輝夫婦才開始學習中文,李夫人還特地請了家庭教師。但畢竟他們的北京話是在成年以後才開始學的,所以並不習慣,他們夫婦平時在家裡仍然用台語和日語對話。由於李登輝的整個青少年時代,讀的幾乎全都是日文書,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擅於寫日文;他和妻子兩人之間的情書也都是用日文寫的。
 他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只有妻子陪同,三個正在考中學的孩子則留在台灣。夫妻倆經常給孩子寫信。他們努力用中文寫,大兒子會給他們打分數,「有時打七十分,有時五十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對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說,兒子給了不及格的成績,還會鼓勵說:「下次好好努力吧。」
 被迫說日語,是李登輝那一代台灣人的命運,由不得他自己選擇。而對一種陪伴你成長的語言的熟悉和親切感,是任何一個成年後開始學其他語言的人都深有體會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時報》總編輯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談起,台灣老一輩人對日語的感受是當今台灣年輕人都無法體會的,更何況中國人了。比如他的父親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喪,跟他說什麼話都無法讓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軍歌,讓他立刻振奮了起來。這並不表示他多麼親日,只是那種熟悉令他振奮。這大概有點像中國當年的下鄉知青,聽到文革老歌時的感覺;儘管伴隨那些歌聲的生活裡充滿了血和淚,但那畢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是你對自己生命的熟悉而產生的親切感,而那份親切是外人無論如何也難以理解的。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李登輝那一代人曾經是日本人,是中國的恥辱,而不是台灣的,更不是李登輝的。偌大的大清帝國,在台灣人民的一片悲憤之中,把台灣拱手「割讓給日本」。台灣人民曾嘗試獨立建國,迎戰日本,但終究抵不過把大清帝國都打敗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國人來罵李登輝曾經是日本人,真是不知祖宗之恥。

伉儷情深
 在李登輝的《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一書中,李登輝透露,蔣經國在用人之前「得先把他的太太查清楚。」他認為「如果太太風評不好,這樣的人當什麼長都會出事。」而蔣經國對李夫人印象非常好,這自然成為他重用李登輝的原因之一。
 我妻子在一次論壇會之後和李夫人有過簡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風格,說她是那種生性不張揚、不張狂的女性,很像布希總統夫人蘿拉,或者說像鄰家姐妹,你可以開心地和她談談先生、孩子和家常,還可以和她談杜斯妥也夫斯基(蘿拉喜歡杜斯妥也夫斯基,李夫人則是西洋歌劇專家)。她大概是蔣經國眼中那類最讓人放心的太太。
 這樣一個性情安寧的女性,和那個熱烈激情、喜歡魯迅郭沫若的李登輝,是怎樣相依相伴度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歲月呢?二次大戰之後,李登輝結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習,回到台灣教書,這時他開始和曾小姐戀愛。別以為學農學的人很呆板,李登輝和女朋友的約會比許多學文學的人都浪漫。
 每次見面,他都會送給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庫的書,如他自己最喜歡的哥德作品《少年維特的煩惱》、《浮士德》等。然後下次見面兩個人就要交流讀後感。對此李夫人對上板冬子說,其實她在談了自己的感受之後,就是接受李登輝的指教。
 我不禁感嘆,他可真高明呵,這種對女孩子指教的過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學智慧、最能贏得女孩子心的辦法。從李登輝至今都很健談的情形可以想像,當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談闊論的。果然,他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女友一顆崇敬的愛慕之心。李登輝也真沒白喜歡了一場文學,他要結婚的時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作詩:「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與她聊著聊著,竟然就變成了豔紅的玫瑰花。」
 結婚後,李登輝對妻子的疼愛,大概也會讓很多女性羨慕。一個小例子,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讀博士的時候,閒在家裡的妻子覺得她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在美國學會開車,但李登輝卻不允許她學,理由是「你出門後到回家以前我會很擔心的。」於是聽話的妻子放棄了學開車,而改學安全的高爾夫球了。
 接受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採訪時,談到和李登輝戀愛、結婚、生子的過程時,李夫人對許多細節都念念不忘,記憶如昨日般猶新。我妻子觀察到,那個年近八十的老人,看著與自己相伴半個多世紀的丈夫時的眼神、傾聽丈夫講話時的專注和欣賞、為丈夫鼓掌時的真摯,一如十八歲少女注視初戀情人般一往情深。她說,當年那個曾小姐在傾聽李登輝高談闊論《浮士德》時的仰慕也不過如此吧。
雖然妻子對丈夫讚賞有加,但正如許多有智慧的男人在遇到困境時都會諮詢自己的妻子,李登輝也同樣,他說,「我認為我太太是最標準的老百姓,當我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麼想而難以判斷時,我都會參考她的意見。」
 在李登輝放棄了學者生涯而步入政壇後,李夫人一直謹小慎微地護佐著丈夫;在李登輝終於無官一身輕的時候,她鬆了一口氣:「我終於找回了自己的丈夫。」但卸下總統擔子的李登輝,卻一直沒能如太太的願。作為虔誠基督徒的李夫人,她期盼著李登輝能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去給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傳教;她要的不是丈夫做總統的榮耀,而是到深山裡傳教的快樂。但是台灣政壇的風暴自李登輝卸任後,從來都沒有停息,他奮鬥十二年所創下的成績和未竟的使命,無法不使他更牽腸掛肚。
(待續)

中華民國93年7月25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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