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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人眼中的李登輝 四之三
步下權力的巔峰
 對第一個民選總統來說,能否放棄權力是一個國家能否走民主之路的關鍵,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特別強調第二次選舉的意義。李登輝當時不僅可以合理合法地繼續參選,他甚至可以用中共武力威脅台灣為名,實行某種形式的威權統治,但他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權力。

◎曹長青 圖◎黃正毅
 獨裁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迅速做一些事情是容易的,無論是政策推行,或是用人提拔,正如蔣經國對李登輝的提拔。但不想做獨裁者,又要推行一套政策,則困難重重;走民主的道路遠比走獨裁的道路更艱難和緩慢。但被蔣經國火箭般推向政壇的李登輝,的確沒有辜負蔣經國的厚望,在還沒有完全掌握實權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也用火箭般的速度,開始了他把台灣政治從「獨裁」轉向「民主」的「質」的改革。他不但盡全力嘗試了,而且做到了。
 雖然由於蔣經國的猝死,李登輝按照憲法規定立刻登上總統寶座,但由於那是繼位,在眾人眼裡他也不過是個像嚴家淦那樣的「臨時總統」,因為實權都不在他手裡。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有先穩住局勢。在剛出版的新書《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中,李登輝也寫道:「在我繼任的兩年四個月總統任內,可以說只是延續他所做的事情,繼續執行他訂出來的既有計畫。事實上,我在這段期間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靜下來;就像颱風要來之前,天空也會先沉靜一陣子。」
 但在這沉靜的時刻,李登輝並非毫無動作。首先通過選舉,他當上了國民黨主席,又通過換掉行政院長、總統府祕書長、參謀總長等一系列舉動,逐漸掌握了黨、政、軍權,並在一九九○年,通過黨內國大代表選舉,順利當選總統。

以颱風之勢推動民主化
 出任了由選舉而當上的總統,李登輝立刻就以颱風之勢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首先,不可一黨專制。一九九○年三月二十日當選總統;四月二日即以總統的身分邀請最大反對黨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到總統府,商談憲政改革、政黨政治等問題。
 其次,不能容忍民主國家存在政治犯的恥辱。五月二十日宣誓就任總統;五月二十六日即釋放了因美麗島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許信良等二十七名政治犯。隨後指示開始處理「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
 第三,把黨的軍隊變成國家的軍隊。六月份讓軍事強人郝柏村從軍隊退役,改任行政院長。逐步削弱國民黨元老對軍隊的左右。
 第四,要通過人民直選領導人得以真正實現民主政治。六月二十八日即召開國是會議,就台灣民主化問題提出改革議題,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兩項:其一,讓那些終身未能改選的萬年國代退職,實行新的國大代表選舉方式;其二,總統、副總統、台灣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長均由人民直選。
 第五,採取「務實外交」,拓展台灣的國際空間。一九九一年四月舉行修憲會議,廢止某些法律條款,等於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允許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同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是在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布廢除已經成為白色恐怖象徵的警備總司令部。
 仍是在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布台灣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國。。
 還是在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布台灣不應再有黑名單。
 隨後在一九九二年,廢除了因言論而被判罪的法律條文。
 經過對上述這些重大原則問題的改變,台灣真正發生了由威權專制到民主政權的本質性變化。我不知道台灣人對李登輝這些改革議題和驚人的速度怎樣看待,但我參照對岸的中國政權,在中國知識分子們一片擁戴「胡溫新政」的呼聲中、一致對李登輝的討伐中,不知他們是否比較過,在所謂的胡溫新政中,有哪一點對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做出任何一絲一毫的本質改變?可憐的中國人,千呼萬喚,連中國的戈巴契夫還沒有喚出來,就別說開放黨禁、報禁的蔣經國了,更別提徹底廢除一黨專制、廢除政治犯、決定人民直選總統的李登輝了。
 其實也並不奇怪,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還認同共產黨的「中國國情特殊論」而否認中國可以馬上走民主道路的時候,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還視領土的價值高於民主自由的價值的時候,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還寧可讓獨裁的中國吞併民主的台灣的時候,中國也只配繼續被共產專制奴役。
 從一九九一年四月到一九九四年七月,在李登輝的堅持和全力推動下,終於通過了「總統由全國人民直選」的議案。全民直選總統這關鍵的一條,一下子就把台灣政治同時民主化和本土化了。李登輝不是為台獨而支持台獨,是為台灣人民爭民主而必然走向台獨。

自由與尊嚴在台灣的勝利
 一個從威權專制繼任過來的總統,能在自己當政的時候,全力拚搏,把「全民直選」列入憲法,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壯舉。因為只要直選,就充滿變數,任何人都不能保證自己的權力。而只要是黨內選舉,就不僅永遠是一黨專制,而且獨裁者一個人可以把位置做到底,做到死。
 在這裡我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不在位置的人喊民主容易,因為這個呼喊中包括為自己爭權力(和權利)。而占據最高領導位置的人,能夠不顧一切地全力以赴促成總統直選,是非常不容易、極為難能可貴的!因為只要直選,他早晚有失去權力的可能。
 在共產中國,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一直是陷在「進步與退步」的惡性循環中,從來都只有「量變」。而台灣在蔣經國去世前開放黨禁、報禁後,在李登輝任總統的前八年中,通過修憲、確定人民直選總統,一步步從體制上完全脫離了專制獨裁這個封建軌道,完成了把台灣轉變成民主國家的「質變」。
 一九九六年,台灣實行首次全民直選總統,在中共以飛彈演習的威嚇下,李登輝高票當選。在就職典禮上,李登輝說,「這不是慶祝某個候選人獲勝,而是人類基本價值——自由與尊嚴——在台灣的勝利。」
 於是,「自由與尊嚴」成為台灣這第一個民選總統在後來的四年中全力維護的價值。一九九九年,李登輝提出中國和台灣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開啟了台灣人民爭取主權獨立,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國家的航程。
 在登上權力的頂峰之後,李登輝曾帶著妻子、兒媳和孫女一起回故鄉淡水去爬觀音山。爬到山頂之後,李登輝對孫女說,「阿公走過那麼長的路,終於爬到了山頂。阿公的周圍沒有一個可倚靠的東西。現在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該怎麼走,還有,要如何一步一步走下來。」
 這段話既流露了李登輝孤軍奮戰的感受,也體現了他在剛上山頂時,就想到了要走下去,而不是怎樣永遠地盤踞山頂。二○○○年時,李登輝的第一屆民選總統任職期滿,中央選舉委員會認為他以前做的是國民黨內選的總統,而民選總統他只做了一屆,所以還可以再合法地參選一屆。但李登輝早已決定不再連選,要盡快完成權力移交。
 對第一個民選總統來說,能否放棄權力是一個國家能否走民主之路的關鍵,這就是為什麼人們特別強調第二次選舉的意義。李登輝當時不僅可以合理合法地繼續參選,他甚至可以用中共武力威脅台灣為名,實行某種形式的威權統治,但他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權力。想到一個個至死緊緊抱著權力的中國領導人,我對李登輝能徹底放棄一切權力,真正成為普通公民,深為感佩。所以在採訪他時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明明有可能繼續執政,是什麼導致你能完全放棄權力呢?」
 「權力不是我的,」李登輝說,「制度把權力給我用一下,用完就還回去。權力和我沒有關係,我隨時都準備放棄。」
 他輕鬆的回答幾乎令我無言以對,這個對李登輝來說似乎並不難做到的事情,可為什麼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別說沒有一個最高統治者放棄權力,連一個想做點衝破專制鏈條嘗試的都沒有?李登輝為民主理念、原則而放棄權力;而在台灣有人則正相反,他們是為了權力而放棄民主理念和民主原則。
 由於這次台灣大選關係重大,對藍營,尤其是對國民黨來說,幾乎是生死存亡的關鍵;而對綠營來說,它不僅影響到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還影響到二○○六年的修憲或制憲以及二○○八年前台灣定位的確認等一系列問題,所以也是至關重要。因而選前氣氛非常緊張,於是我問李先生,「如果綠色這次輸了怎麼辦?」
 「沒有關係,我們二○○八年再來嘛。」他的口氣比我見過的任何一個綠色的朋友都輕鬆,「我不看這個(指贏或輸),我是看輸了以後要做些什麼,贏了以後要做些什麼。」
 今天回頭來看,他的確具有一個真正民主國家領導人的風範和對民主原則的清晰認知。如果這次民進黨真的輸了,他也一定會用同樣的口氣對綠營說,「沒有關係,我們二○○八年再來嘛。」而絕不會像連、宋那樣,大鬧天庭。
 「當了十二年總統,還是不習慣權力,」李登輝說,「我並沒有想過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灣的民主化,這只能說是老天站在我這一邊。再追溯遠一點,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踏入政治的世界。現在不是總統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輝,更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李登輝掌權後能如此這般大刀闊斧、風捲殘雲般迅速帶領台灣人民走上民主,然後在民主體制建成之後,急流勇退,徹底放棄一切權力?

領袖必須有信仰
 李登輝去年曾做過一個題為「國家領導人的藝術」的演講,他提出,要做一個好的國家領導人,第一條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條就是,為國著想,要能不惜放棄權力。「身為政治家,要有那種為了國家,隨時都可以放棄權力的覺悟。」他說自己二○○○年之所以放棄參選,不僅可以對海內外展示台灣真正實現了民主,也是對打壓台灣的獨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權和平轉移可說是空前的創舉,不僅是在台灣,即使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頭一遭。」
 能有這種創造歷史的氣勢和使命感,並把信仰列為做領袖人物的頭條重要因素,是偶然的嗎?
 與李登輝的交談以及閱讀他的書籍過程中,給我最強烈的感觸,並最引起我深思的是李登輝自年輕時就開始的對「生和死、人生的意義」的哲學思考,而且這種思考伴隨了他的一生。性格激情、熱烈的李登輝,即使在深深地涉入現實政治的情況下,也一直能不斷地跳出去,埋頭讀書,遠離塵世地思考人生的意義。這是他和東方文化背景的其他政治家們極為不同的一點,也是引起我對他的興趣的根本點。
 當我問道他怎樣走向信仰之路的時候,李登輝說,「我年輕的時候主要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怎麼克服自我。我小時深受祖父和母親疼愛,為了使自己不要太嬌慣,上中學的時候,就每天早晨第一個跑到學校去洗廁所,以鍛練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熱烈,所以十四、五歲的時候,開始坐禪、修行。那時候,我是相信唯心主義的,試圖從佛教中尋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第二個是死的問題。我大概十六歲的時候開始發問,人為什麼會死?人死了之後究竟會到哪裡去?我剛上京都帝國大學一年多的時候被徵兵,體檢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們問我要做什麼兵,我說要做步兵。我當時想,我和死亡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個賭博。結果由於我是學生兵,不夠資格做衝鋒陷陣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試圖用和死亡較量的方式,來戰勝對死的困惑和恐懼。
 但是,對佛教的修煉似乎沒有解決李登輝的「克服自我」和「對死亡的困惑」這兩個重大問題。於是在二十歲左右的時候,他開始轉向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並加入了共產黨。但僅僅一年多,他就退黨了,因為不僅看出了共產黨的做法沒有人性,也不再相信唯物論。但李登輝清晰地意識到「人生不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信仰。」
 先明確了必須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麼。佛教他已經嘗試過了,對唯物論也不相信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受到妻子的影響,開始對基督教感興趣。
 但李登輝畢竟是個理性很強的知識人,不可能一下子就閉上眼睛說信就信了。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決定信以後,每星期有三、四個晚上,和妻子到處去聽牧師講道,跑遍了台北的二十多個教會。他說,「能找到和我共鳴的牧師就打算相信。」
 「打算信」是一個人的理性決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猶豫不決。信耶穌基督是基於「靈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論的結果;但「決定信」則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在理性做出這個決定之後,「靈性」才能開始顯靈。所以一般來說,決定信,打算信,基本就注定了最後一定會信。
 從三十到三十五歲,他花了五年的時間,除了聽牧師講道,還讀了康德的《純理性批判》等許多哲學著作,認識到人類理性的極限和「為了要讓道德與幸福一致,必須強調靈魂的不滅與神。」最後他終於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決不了的,是心的問題。要用心來感覺世界,而不是單純靠頭腦。」
 雖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輝還是有所疑惑,但是隨著生活和閱讀《聖經》,他的信仰愈來愈堅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後的人生中所起的作用,是沒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的。「我們能夠平穩地活到現在,我想都應該是得到信仰的支撐,」李夫人也曾表示,「我們多次遇到挫折和沮喪時,總是打開《聖經》才重新站起來度過難關。」
(待續)

中華民國93年7月2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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