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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人眼中的李登輝 四之四
認同與信仰
但這絕不是說要等國民都成基督徒了,國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
而是在從獨裁到民主的轉變過程中,如果國家最高領導人是基督徒的話,
將引起決定性的推動作用。而在民主體制建成以後,領導人是不是基督徒,
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曹長青 圖◎黃正毅
 在李登輝夫婦半個多世紀的恩愛姻緣中,最大的傷痛莫過於中年喪子。就在李登輝剛剛升任台灣省主席不久,三十二歲的長子李憲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只有七個月大的女兒。在《虎口的總統》這本書裡,讀到了李憲文去世前幾年寫的散文〈我的母親〉、〈父親與我〉。我驚奇地發現,他的文筆之好超過了我讀過的大多數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關父母的愛情、父子之情的細膩描繪,催人淚下;從字裡行間可知,他是一個正向、上進,更充滿感情的小伙子。難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輝夫婦痛苦萬分。
 由於不忍心看著兒子的遺體被用擔架推走,李登輝親手抱送著憲文到太平間。獨子的去世,使當時任職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輝痛苦到一度考慮退出政壇,去當牧師傳教。但教會的人士勸他,若去傳教,他只能是個平凡的傳教士,而留在政界,將會是個偉大的政治領導人。於是李登輝聽從了教會的指教,留在政界;靠著《聖經》來安慰心靈,度過了最痛苦的時光;並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從此之後,夫妻倆信仰更加虔誠。

手捧《聖經》,做台灣的摩西
 自接任總統以來,在和國民黨元老較量的無數緊張時刻,李登輝的精神壓力很大,許多夜晚無法安心睡覺,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翻開《聖經》祈禱,以此尋求神對他的啟示。《聖經》幫助他增加了戰勝困境的信心。
 李登輝剛當上副總統那一年,他從原來的教堂轉到了屬長老教會的濟南教會。長老教會不主張超越塵世的純信仰,而主張入世,參與現實中爭取人權的奮鬥。長老教會不僅一直明確地反對國民黨獨裁,其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更是有目共睹。該教會在一九七一年就發表政治宣言,主張把台灣的主權交給台灣人民。
 一九七五年,也就是蔣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長老教會更是發表《人權宣言》:「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當時人口)決定——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意願,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機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所以長老教會被認為是台獨的一個重要根據地。
 而李登輝剛當上蔣經國的副總統,不僅轉入這個教會做禮拜,還請這個教會的翁修恭牧師擔任「家庭牧師」到家裡講道;而上述主張台灣獨立的《人權宣言》就是翁牧師一手操盤的,他被認為是台獨的先鋒人物。長老教會也對李登輝寄予厚望。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的黃彰輝,在蔣經國去世、李登輝宣誓繼任總統後表示,「李登輝是一個台灣人、一個基督徒,我對他的評價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輝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使命。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種使命感,因為他們相信上帝創造每一個人都有祂的目的,都讓他完成一種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給自己的使命。耶穌就是背負著巨大的使命而降生,並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國的基督徒領袖中,林肯從年輕時,就清楚意識到自己肩負結束奴隸制的使命,最後在完成之後,榮歸天國。美國當代總統雷根,在上任兩個月後即遭暗殺襲擊,但沒有致命,不僅他自己堅信上帝還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教皇保祿二世和德蕾莎修女也都同樣告訴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任務——戰勝蘇聯共產帝國、結束冷戰。
 李登輝也是這樣一個充滿使命感的人。隨著生命的腳步,李登輝對自己的使命愈來愈了解。許多人形容李登輝帶領台灣人民所走的路,就像《聖經》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個上帝給予的新的國家。李登輝本人也這樣激勵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會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說上帝把台灣這片土地給了台灣人民,台灣人應該感謝上帝的恩賜和祝福,並熱愛這片土地。
 在對李登輝的觀察中,我感覺到他那種強烈的使命感,擁有如一股推人往前衝的氣流般之感染和衝擊力。現在,沒有了任何權力的李登輝,就是用這種感染力和衝擊力,推動台灣人民站起來。
 他說:「台灣人四百年來一直做奴隸,做長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聲。你給他說話的機會,他也不敢說話。現在要刺激他們站起來發聲。」發出要獨立建國的聲音!而獨立建國的根本,是要像美國建國之初那樣,制定一部嶄新的、適合台灣的憲法。這就是李登輝正在繼續著的使命。無論中國人認為李登輝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認為李登輝是台灣人,李登輝立志並注定將作為台灣的開國之父「華盛頓」而被寫入歷史,這既是台灣人的驕傲,其實更是中國人的驕傲。
 李登輝當總統可以如他自己所說,是個偶然,但我毫不懷疑這裡面有必然的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護佑台灣,揀選了李登輝這個虔誠的基督徒,讓他把台灣從專制的軌道中扭轉出來;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帶領台灣人民走出對岸獨裁專制的陰影,走進世界民主自由價值的洪流中,走向一個主權獨立的新的國家。
 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在西方以外的國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亞洲國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發地走向民主體制?以南韓和台灣的例子來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基督文明的引進,對儒家文化國家走向民主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但這絕不是說要等國民都成基督徒了,國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從獨裁到民主的轉變過程中,如果國家最高領導人是基督徒的話,將引起決定性的推動作用。而在民主體制建成以後,領導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亞洲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較大的是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日本是由於戰敗,被美國強迫實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變成民主國家的,所以日本無法成為範例。新加坡至今還是威權國家。這四個國家中,只有南韓和台灣,是在沒有外來勢力干預的情況下,自己完成了從獨裁走向民主的過程。而帶領南韓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帶領台灣走向民主的李登輝,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這個現象絕對不是偶然的,那麼決定性的原因何在?

認同普世價值才會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個普世的價值。基督教強調普世的愛,認同普世主義、普世價值。而反對民主制度的獨裁者們,首先就反對普世價值。中國今天的獨裁者們一直用「中國特殊國情論」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獨裁者李光耀強調的「亞洲價值論」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亞洲價值論」的還有馬來西亞獨裁者馬哈蒂爾等。)
 讓我們來看看李登輝。他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中說,「亞洲確實有其獨特價值,但這個價值應該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沒有白人、黃人、黑人的區別,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國人受到封建的影響,容易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促成一個概念,李光耀的亞洲價值多少與此有關。他叫了很多中國人、儒教專家到新加坡製作教科書,在我看來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亞洲價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亞洲的其他地區,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樣的。」
 在他的幾部著作中,李登輝強調的都是「普世價值」,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而否定那些「東方文化特殊性」、「亞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觀點。這種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讓我們再來看看南韓。軍事獨裁者朴正熙也強調東方文化特殊論,認為西式民主不適合韓國國情,他認為韓國想把美式民主移植過去,「就如同一個嬰兒沒有經過妊娠期,就發育成熟地生出來了」,是根本不現實的想法。
 而把南韓從獨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韓國特殊論」,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亞洲價值」。他們都非常親美、親西方,並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整個八○年代,他們極力向韓國民眾推銷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這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概念在韓國深入人心。而在九○年代,他們先後當選為韓國總統後,則更進一步推廣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這兩個虔誠的基督徒,在作為政治異議者從事民主運動時,曾被獨裁政府軟禁並絕食抗議,在這些過程中,他們都是靠著向上帝禱告來堅持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為這個國家的現代化和民主進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導。」他甚至認為:「沒有基督信仰,韓國永遠不會實現民主。」
 當然,基督徒之人口比例並不決定該國是否能完成從獨裁到民主的轉變,關鍵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最高領導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灣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但就因為最高領導人李登輝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這個過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遠比台灣高,約百分之十五,但就因為最高領導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獨裁統治。(我沒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資料,此言是從他曾鎮壓基督教的行為推斷。李光耀在一九九二年元月曾因亞洲基督教協會抨擊政府,而將其總會辦公室關閉。)
 韓國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次大戰後基督教迅速發展,目前人口中百分之四十九是基督徒,基督教成為第一大教。美國最右派的報紙《華盛頓時報》就是一個韓國基督徒投資創辦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話,恐怕還是無法走到今天這一步。和台灣長老教會堅決支持彭明敏、李登輝的情形類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對派人士在和獨裁政府抗爭的過程中,得到了南韓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師們的堅定支持。

從李登輝和李光耀 看中國民主前景
 上述事實證明,認同普世價值的基督徒最高領導人是決定台灣和南韓走向民主的關鍵。而所有獨裁者的口徑都驚人地一致,那就是強調國情特殊論、文化特殊論。換句話說,凡是強調國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無一例外地堅持獨裁路線。或者說,國情和文化,是他們要堅持獨裁、拒絕民主時,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馬哈蒂爾等亞洲國家獨裁者所強調的「亞洲價值論」、「民族主義」,和江澤民、胡錦濤強調「中國的特殊國情」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所以他們一直死守獨裁政權。
 而李登輝卻身處另一個軌道上,他說:「我堅信,民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共用的價值標準,不因地域、文化、傳統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李登輝和李光耀曾是非常熟識的朋友,但後來由於理念相悖而分道揚鑣。《文明的衝突》作者、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指出,「李光耀所談的民族主義,他死後就會消失;但是李登輝所說的民主主義,他若過世,台灣的民主主義還是會存在。」
 基督信仰在從獨裁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在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同樣得到證明。東歐最早推翻共產統治的波蘭,在二次大戰前和今天都是歐洲國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於波蘭的羅馬教皇保祿二世,和美國雷根總統聯手通過教會推翻共產黨的事實,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個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視的情形是,美國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雷根總統》一書中透露,在戈巴契夫一九八六年當上蘇共總書記之後,曾多次提到上帝;這導致雷根相信,這個共產黨人是個祕密基督徒。雷根在一九八八年跟戈氏進行了高峰會談之後,興奮地對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權威。」於是雷根確信蘇聯的政局會從戈巴契夫開始發生變化。
 一個無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從獨裁國家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最高領導人的確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對中國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輝對這一點在《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一書中也明確指出,「中國的文化,獨裁的政權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對,政府還是有辦法打壓到底,唯有領導者改變他的思想才能夠民主化,這一點非常重要。」「在中國社會裡面,只有領導人——我們不要說他們是獨裁者——本身思想改變,才有可能改變。這是我的結論。——如果領導人沒有這種頭腦,根本就沒有辦法談民主化。」
 所以,無論是從儒教文化影響的獨裁國家,還是從歐洲前共產國家的例子,都起碼可以推出這樣兩個結論:第一,獨裁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作為,是決定該國走民主或獨裁之路的最關鍵因素之一;第二, 雖然信上帝的領導人不一定都會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蔣介石和宋美齡都是基督徒),但能帶領人民從獨裁轉型到民主的,本身為上帝的信徒的成功可能性比較高。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
 以這些事實推導出的上述觀點看來,中國若要發生從獨裁到民主的「質」的變化,還路途遙遠,因為在堅信無神論的共產黨內,要產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難;而基督徒能爬升到起決定性作用的最高領導人位置,則更難上加難。
 台灣出了一個李登輝,是台灣人民的幸運,是上帝的祝福。羨慕台灣人民!願上帝繼續保佑台灣。
 (全文完)

中華民國93年7月2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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