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大橋聯繫著伏爾塔瓦河的左岸右岸,也串連了東歐和西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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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黃蘭燕
遇見哈維爾與卡夫卡
凝視布拉格─上

蒲公英之輕
 一開始我以為是逆光的微塵,或是灰色鴿子的細羽毛,一閃閃不時出現在視線中。直到第三天我忍不住伸手撈了撈,一朵透明輕盈的白色球體落在掌中。蒲公英,我輕聲喊道。蒲公英飄揚在這城市的每一處每一時刻,在早晨迷霧的舊城廣場、在黃昏炙熱的城堡小區、在每戶人家的花台下。我把它舉高到視線水平,透過它細細碎碎的羽翅,布拉格的古老建築、充滿創傷的歷史,甚至是人民的容顏,以一種神祕又親切的姿態向我靠近。一陣風起,來不及抓緊的蒲公英在手掌上轉了個旋,飛進中世紀曲折的巷弄裡。然後,基於某種旅遊的強迫性與一廂情願的心理投射,一瞬間我彷彿看見街角閃過卡夫卡巨大的背影,逆光中,他清楚的輪廓,和幽深的身影。

 他在想什麼?我坐在舊城廣場胡斯雕像旁的長椅上,卡夫卡曾住過的黑白石刻壁畫的老房子就在視線一角,房子前聚集布拉格最常見的夏日風景:身著短褲T恤遮陽帽,優閒拿著旅遊書指指點點的遊客。根據觀察歸納法及有限的旅遊書知識,最常見的是DK和LP。我們拿著世二十一世紀出版的旅遊指南,探索這座古老的城市,嘗試和一百年前的卡夫卡相遇。來到這城市已經三天,三天就足夠將它的主要路線熟記於心,於是我假裝自己幾輩子前曾是布拉格人,對百年後毫無變化的小巷街弄依然有著在地人才有的從容與自信,對於下個轉彎會拐出什麼風景一點也不驚訝。

 但是這很難,踏踩在石子路上的回聲提醒我這個城市的記憶何其深重,豈是我這雖然張大眼處處留心但來此僅二週的觀光遊客可以承接得住?

 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 一九八九年天鵝絨革命、一九九三年斯洛伐克獨立,不到五十年的時光,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似乎已經隱遁在布拉格的夏日觀光潮中。唯有一次我嗅出布拉格人身上自然散發出的前共產國家極權政治的氣味,那味道極清晰強烈,以致我一直盯著他們,想辨識出到底是什麼地方讓他們的氣質不同於每日遇到的咖啡店服務生、博物館售票小姐、紀念品店的商家。一家白天叫New York咖啡店到了晚上八點更名為Jazz Bar的一組樂團,因為迷路因為避雨,因為昏沉因為淋雨,腳步不能控制的拐進曲巷中的咖啡店,一坐六個小時。可能正在細讀從台北中正機場一路攜著的伊凡.克里瑪的〈布拉格精神〉,剛稍解共產主義時期捷克的人民文化和某種隱隱的自覺,所以當晚上這個樂團開始奏出爵士音符將我扯進無盡的想像裡:他們要如何在熱情憂鬱自由奔放無規則的爵士樂中,小心翼翼地解放自己?又如何在夜晚經歷音樂心靈暢快淋漓的自由後,復歸白日無息的生活?

 他們如何以蒲公英輕盈姿態,承接歷史之重?

哈維爾和布拉格精神
 美國小說家菲力普.羅斯七○年代探訪捷克後說:「那裡任何東西都不被允許,但所有的事情都很重要;這裡所有事情都被允許,但任何東西都不重要。」那時的布拉格被蘇聯占領,以史達林式的極權國家面貌存在,文藝創作、電視、報紙,一連串的心靈不自由,終於引起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然而一次的衝撞還不足以撼動捷克人根本上對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想像,於是,再次積累了十年,一九七七年由哈維爾率領知識分子上書胡薩克總統「七七憲章」並因為向溫瑟拉廣場上自焚的大學生紀念碑獻花而被補下獄。在我還不識哈維爾的偉大之前,曾以為此名乃某礦泉水廠牌。

 當我認得哈維爾的肖像之後,又曾因為不小心聯想到紅極一時的電玩人偶瑪利兄弟造型而稍感愧疚,我怎麼可以將一生為了正義公理人權奮戰的典範人士做如此荒謬的聯想?然而哈維爾傳記中的一段回憶竟如此切中我這個荒謬情境。

 他深刻的了解七七憲章是一個「向全民交代遺囑的歷史文件」、是一份「我們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會放棄真理的宣言」,在被任命負責起草憲章,他卻必須趕赴朋友畫展開幕,只因這位達達主義者的朋友「就喜歡我唱走調的愛國歌曲」,哈維爾只好假裝去方便而溜去開幕並在其中扮演一名歌唱丑角。十三年後他從布拉格精神解釋這段荒謬的插曲:「這不是典型地表現了我們把注定要經歷並為之付出代價的痛苦歷史事件,同我們傳統的自我嘲諷與自我貶低、我們的荒誕感以及黑色幽默有機的結合嗎?」

 荒謬是他們沉默回應歷史、反擊現實的姿態,而我竟以如此荒謬的方式接觸哈維爾。他說:「真正的意義只能從荒謬中看到。」回台灣後我開始嘗試以此思維,檢視這座荒謬無所不在的島嶼,但從荒謬中尋找意義不是說學即用,而布拉格人早已經由荒謬的本質達成輕與重的平衡。

探索布拉格這座古老城市,拐個彎即可能窺見不同的市街風景。

遺忘與記憶
 而今我來到的捷克,已是民主自由的社會,滿街觀光市場熱絡,看來已經沒什麼事情不被允許了。人民友善並樂於和外國人交談,不吝分享好奇者如我對他們平日生活的大小提問,然而在他們對之前極權政治那段歷史很自然的閃避開來。一位老奶奶說她是如何懷念小時候從德國移民來此的母親和她一起學英文的光景,現在她老了,但還是在博物館工作,為的是那薪水;家裡三代都住在布拉格的年輕大學生,以他查理大學學生的身分為榮。他們都非常喜愛這座城市,和哈維爾。這種標準答案令人心驚,我無法得知他們是發自內心還是過去的恐懼仍揮之不去?

 他們對這座城市的記憶從何而來?刻意留下了什麼?還是刻意抹去了什麼?克里瑪說:「我對缺乏自由的感覺遠甚於缺乏食物的感覺。」精神匱乏和肉體飢餓曾經不只一次同時降臨,心靈曾被恐懼占領,人性曾被殘酷的考驗。被置於國家機器中的人們,曾經不存在「自我」,而「信任」在過去數十年是個神話,而今他們要如何面對全然不同的生活情境?

 遺忘,我想一定是的。對於苦難,在我們還沒有能力消解的時候,遺忘是最方便的反射性自癒方式。痛苦的回憶日夜在心頭上囓咬著,久了,最脆弱的神經也會麻木。除了遺忘,覆蓋過去也是另一種悲哀的方式。我以為可以假裝不帶地圖自在漫遊,不久後即發現,即使老布拉格人也會在巷子口掛的街道標誌前不明所以地停住。

 近世布拉格街道更名的速度遠超過居民產生情感的時間,不斷的更名意味著不斷的汰換記憶,如果名字是人與時間對抗的長矛,替換名字的確是一個極具象徵性的遺忘舉措。

 餘暉下的堤恩教堂依舊,我們至少可以確認人為力量的切割無損於這樣一個經過時間汰選依然傍著伏爾塔瓦河的千年舊城。

 而我要如何以當下的記憶堆疊出日後之我?而今我和我自己來此旅行,我的旅伴是我自己。零亂的記事簿中,克里瑪的一段話在發光:「我們寫作是為了要保留對現實的記憶,這個現實似乎正在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被欺騙和被強制的遺忘中。」為了讓記憶留下不容更動、不容磨滅甚至不容質疑的深度,好用力記住每時每刻、寫下任何我可以寫的:氣味、風景、小販、黃昏、食物,留下任何可留下的:地鐵票、皮爾森啤酒鋁箔紙、布拉格人的筆跡,和一朵蒲公英。我在布拉格盡己所能的創造、累積回憶,以至現在回想起來,常常以為布拉格之於我,是我想像出來的一次出遊,我自由穿梭布拉格的今天和過去,將自身盡可能的平行貼近她,而不曾真正親臨。 (待續)

中華民國93年10月25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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