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優先•自由第一 The Libertytimes Web
    首頁 / 專 題 報 導

「探索南向政策新精神」座談會 (91年11月17日)

題綱:

  一、推動南向政策十年回顧。

  二、南向政策的重啟或延續。

  三、南向政策與大陸政策的關係。

  四、東南亞金融危機與九一一事件的衝擊

 主持人:暨南大學教授翁松燃博士。

 與談人:外交部常務次長杜筑生。

 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李美賢。

 台經院副研究員黃兆仁。

 暨南大學助理教授林開忠主辦單位: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自由時報。

 記錄:記者林美芬、王珮華、陳梅英

 李美賢:設專責機構 研究東南亞

  有關南向投資與西進熱潮的討論,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國家認同的問題。如果國家認同發生問題,很多事可能都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是東南亞研究中心,所以有些事感受更深,我們對東南亞的了解跟政策之間,有些差距;這種差距會讓我們反思,全球化卡位是否有那麼重要?被邊緣化是不是一個絕路?。

  這當中,還有一個國土認同問題,如果政經是可以分離的話,有些民族性很強的民族如以色列,就不會跟中東國家作生意。 投資風險中,有很多是政治風險的問題,譬如中國部署飛彈對準台灣、中國領導人強硬的談話,顯示中國本身就非民主社會。這樣的情況,對台灣社會而言,就是個很大的風險;但是這種風險,並沒有被台商納入理性的評估。

  大陸投資如果加進政治風險,我不覺得西進的比較利益比南進更大,台商的很多需求在這種非民主社會下,根本沒有辦法獲得法律上的保障或優惠。因為在敵對國家,是很難滿足台商所需要的一些根本保障。

  我們要和東南亞國家來往,建議應培養如長期夥伴的友好關係,而不是當成經濟發展的一個欲望對象。

  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我們需要一個長期、穩定的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是東南亞語文訓練,並旁及文化、哲學等,這些都是對東南亞國家最基本的研究;透過這些研究,也能吸引東南亞一些優秀學者或學生到台灣來,他們回國以後,都可以成為台灣最好的支持者。

  在現實面,台灣與東南亞國家是有相當密切關係,如東南亞在台灣的勞工及外籍新娘,都是南向政策的一部分;但是,政府並沒有完善的政策,而媒體經常以歧視性字眼來描述在台灣的東南亞人,這是很不妥當的。

  在九三年、九四年,前一波台商前進到東南亞,有些廠商成功,有些失敗,建議應研究前一波南進企業成功與失敗案例,作為對政策研究及未來規劃的參考。

  政府要發展全方位的外交,就要成立一個全方位的東南亞研究中心來規劃及研究,但從九三年到現在,政府都沒有這樣的動作。

  經濟之外,我們要肯定部長級會議的重要。我們要了解他們的精英階層,因為東南亞國家許多是有殖民歷史,在外交上曾有些受傷的經驗,如果我們了解這些,就更能與這些國家交往;我們若不了解,以優越感、驕傲來描述或交往,則可能越交往越有問題。

  杜筑生:外交耕耘 突破政經分離

  台灣當年發展南向政策的背景,是回應當時產業經營環境與條件的改變。由於當時台灣產業遭遇外來競爭,在國際保護主義盛行之下,為了尋找一個貨品出口的地方,因此我們看到了正在發展中的東南亞。。

  東南亞國家無論從自然資源、勞動成本、儲蓄率與市場開放程度,都是個相當適合我國發展的空間,運用經濟實力來發展與我鄰近國家的關係,一九九四年通過的「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合作綱領」,是當時南向政策的濫觴,先期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汶萊等七個國家,經過多次延長實施,並擴大合作國家範圍,至今已獲致不少成果。

  這些成果包括在東南亞國家貿易額、投資額的提高,排除許多貿易障礙,還有外交上的成果,如李前總統在菲律賓、新加坡的渡假外交,稍早呂副總統成功出訪印尼。而東南亞國家高層,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以及星、馬部長級官員來訪等,建立了雙方直接溝通聯繫管道,東協國家來台設辦事處,經貿問題也可以透過正常管道解決。

  然而,我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在中國開放後有了轉變。

  由於中國改革開放後,變成一個很大的誘因,一九九七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台商將資金移到中國,當時進入中國發展的多是中小企業,現在則是高科技產業,而台灣對中國的依賴度也日漸提高,現在經貿依賴度已經提高到二十%,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可能造成影響,這就是現在重啟南向政策的背景。

  正如陳總統所說,「中國不是台灣唯一,或最後的市場」,事實上,東南亞的環境已經脫離金融風暴的陰影,正在逐漸復甦中,而這些國家在西方資本都被中國吸納的情況下,對資金、技術都有很大的需求,也深刻感受到中國的磁吸效應,這正好是我國切入東南亞國協、避免被邊緣化的機會之一。

  由於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加上日前峇里島爆炸案,美國對於東南亞的戰略地位更為重視。不過,東協對台灣始終採取政經分離的態度,如何避免被邊緣化,身為外交單位已有計畫去克服,但不能有太多的聲音出現,否則徒然給予中國打壓的機會。 黃兆仁:高科技光環 談判桌籌碼。

  探索南向政策的精神,可以由分析來看出我們的強勢、弱勢、機會與威脅;但是首先我想先介紹一下台商在東南亞發展的背景。

  台灣一開始會到東南亞,其實是當時台幣升值,因為生產成本提高而出現產業外移。

  但政府一開始跟不上廠商步伐,一直到民國八十三年政府才開始重視台商在東南亞的發展,並提出我國對東南亞行動綱領,用政府力量介入與當地政府作政治性的談判,排除許多投資上的障礙。

  因此,在九○年代,可以看到台商在越南新順加工出口區、菲律賓蘇比克灣與馬來西亞檳城一帶,建立相當規模的台商經濟特區,投資帶動雙邊貿易。

  當時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互動非常頻繁,所謂度假外交、過境外交等名詞不斷被提及。

  然而,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印尼經濟成長率一下子降到負十三%,東南亞內部經濟衰退,影響其國際競爭力,加上中國大陸趁勢崛起,在整個背景下,我想要談的是,今天政府能有什麼新的作為?

  這應該不是呂秀蓮副總統前往印尼、或經濟部長林義夫前去參加經貿會議,像過去一樣帶個訪問團過去,簽個協定回來就了事。

  我認為,既然是新精神,應該思考的是我們能怎麼樣利用東南亞資源,幫助我們做好全球化、區域化,且能平衡中國大陸興起的論調。

  而我們要如何利用東南亞的資源呢?

  東南亞國家在文化、宗教、語言、歷史上非常多樣性,例如馬來西亞是回教國家,若能配合台商在當地所建立的成果與資源,就有希望接近回教世界國家,開拓中東市場。

  另外,菲律賓以往曾遭西班牙語系國家殖民,並且與美國關係緊密,借用台商在菲律賓的影響力,也能強化我們與西班牙語系與美國的關係。

  今天我們要講競爭力,要突破政治上安全的困境,事實上,我們回頭看,台灣在東南亞這個區域板塊裡面,其實是相當有競爭力的,尤其台灣經過三十幾年來的發展,在科技產業上具備相當優勢,已經是世界大廠的供應商,中國的興起並不會對我們造成威脅,反而,我們應該要順勢發展出去,利用東南亞當地資源,培養當地的人才,建立研發實力,直接切入當地的發展。

  對於翁老師所提到的華人在當地經濟上雖然執牛耳,但是過去面對歡迎與排華兩種力量,該如何自處這個問題,我看到華僑與台商在當地人的形象是有差異的。

  過去,排華的對象是傳統的華僑,現在台商在高科技產業上的光環,使得當地政府或民眾對於台商都是非常歡迎,而中國對於這些台商也是展開雙臂極力拉攏。因此,政府其實可以集合台商的力量,將之當作談判籌碼,台商在各地都可以意氣勃發的走出去。

  林開忠:東南亞各國差異 應重視

  我想用人類學的觀點來看我們對待南向政策的態度。

  事實上,我看到的是,媒體對於外籍新娘歧視性的描述字眼,雖然在馬來西亞對於來自印尼的外籍新娘也是如此,這不是台灣特殊的問題,但是基本上對於異文化的尊重不夠,是目前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

  因此,基本上我非常認同李美賢博士的看法,應該要深入瞭解東南亞地區的差異性,建立長期而深遠的關係,相同部分我不再贅述,但對於黃兆仁博士的觀察,我有幾點要回應。

  黃博士說一九九七年東南亞發生金融危機時,許多台商轉而到中國大陸去,事實上,當時我接受一個委託研究,正在馬來西亞麻六甲工業區作訪問。

  麻六甲工業區有不少台商群聚,多數是傳統產業,不是電子業。在東南亞發生金融風暴時,馬來西亞幣值一路滑落,他們反而獲益更大,因為他們的商品都是出口的,拿的是美金,因此,當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訪問過程中,即使多數人對馬來西亞經濟前景感到憂心,但卻難掩喜悅的神情。

  另外,林佳龍委員提到中國在東南亞的企圖心與佈局,並發現到東南亞國家面對中國時並不會採取與之抗衡的態度,而是一一跟中國簽署個別協定,對於中國態度相當軟化。在這點上,如果我們深入瞭解歷史就可以發現,過去的確有這樣的趨勢。

  十四世紀時,中國實施海禁政策,所有相關貨物運送都是透過麻六甲海峽轉運,而以當時經濟體系來看,東南亞與中國是被視為一體的,也就是說東南亞在歷史上一向是附屬於中國、被中國牽制,麻六甲王朝也是相同例子。因此,從過往歷史的經驗的確可以看出東南亞國家對於中國會有這樣的態度,並不令人意外。

  另外,我特別要舉出的例子是越南。越南與中國邊境很長,在戰略地位上是非常重要的國家。從歷史中,我們也發現越南在過去千年以來,一直都受到中國的影響,一般人若是從越南的生活、建築,很難發現越南與中國有何不同,但瞭解後就會知道,越南其實一直都在抗拒中國化。

  我的意思是,東南亞國家個別差異性極大,光是從經濟、戰略方向去探討,對於南向政策還是一樣流於表面;然而若要深入瞭解每一國家特殊差異、背景,國內相關東南亞研究資源太少,政府應該要多加重視。

  林佳龍:越南 應列為優先合作國

  我國與東南亞國協都面臨了全球化的挑戰,台灣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對亞洲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基於WTO不可能一下子促進全球性經濟整合,許多國家在回應WTO時,採取了區域整合策略,如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簽署,在東南亞進行區域性經濟主義,形成一種競合關係時,台灣應如何自處?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有離心力與向心力兩股力量在拉扯,離心力就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與過去落後、現在要追趕上來的國家,兩方勢力的對抗;向心力就是指台灣本身國家競爭力的提升,整個產業與綜合國力的發展,讓我國在國際分工中找到較好的定位。

  因此,在全球化導致生產要素價格均質化的情況下,台灣如何不被往下拉,而往上升,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最近的趨勢是因中國的崛起,與東南亞地區的經貿整合加速,不過中國在與這些國家進行經貿整合時,某種程度都有政治面的考量,甚至將它的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中國是個威權國家,不只是台灣,甚至整個亞太地區,都對其崛起感到焦慮。

  東協與中國的競爭性較強,但台灣與東協的互補性較強。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在資本市場或勞動市場,中國與東協都有很高的重疊性。不過也有東協國家,期待自中國的崛起獲得一些短期、個別的利益。

  我認為,台灣倒不必因為後有追兵、前有大敵而過分擔心,反而應該看我們如何去安排國際間的合作關係,才是比較重要的。 中國對東協的戰略企圖,可以分為幾個方面,其一是透過經濟睦鄰政策,形成一個有利周邊穩定的狀況,並且聯合這些國家抗衡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

  由於中國本身的威權性質,加上本身的市場夠大,使得它可以「以經促政」,對周遭國家形成一種以中國為中心、以東協為邊陲的戰略關係。

  其次,中國經濟戰略的思考,就是藉著擴大經貿的版圖,加強貿易與投資,來形成以中國為主的經濟體。

  這就是我所稱的「經濟海綿戰略」,把這個地區的資源、資金都吸納到中國去,目標至二○二五年,中國能夠成為亞太地區的一個大經濟體,造成「它一打噴嚏,全球就感冒」的影響力,屆時亞洲、甚至全球國家都要與中國進行合作,甚至要遷就它。

  而中國在與東協國家的關係中,特別著重與中南半島國家的合作,因為中南半島與中國有高度的地緣戰略上的作用,中國的發展要透過海洋,若向東出海,馬上就面對到日本、韓國、台灣等資本主義國家,萬一與美國關係緊張時可能受到影響。若向西走,目前中亞情勢混亂,美國介入阿富汗戰爭,中國的後院已被美國掐住,假使美國又打敗伊拉克,整個西面對中國來說相當不利,向南出擊是中國必然的走向。

  因此中國極力拉攏中南半島國家,藉此建構勢力範圍。如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聯合宣言,進行反恐與運輸上的合作;南海各島行為準則的目的則在安撫東協國家,暫時擱置領土爭議。

  但中國在此地區建軍備戰的速度很快,企圖把南中國海變成內海,表面上是大家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但實質上是在擴展其勢力範圍。

  東協不是不知道中國經濟、軍事的威脅,但卻面對集體行動的困境,要不要團結起來與中國交涉,還是個別來談取得利益? 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從漢唐以來,包括日本、韓國、越南,對中國都是採取「跟著走(bandwagoning)」策略,反而給予被各個擊破的機會,但也有國家認為應該尋求平衡的勢力,情勢還不是很明朗。

  在這樣的背景環境下,南向政策可說予我在東南亞一個有利的發展機會。 由於東南亞國家的人口、資源均相當豐富,地理上又貫穿東亞至中東海上運輸線,地緣戰略位置重要,是個興起中的經濟體,加上此區與中國間的關係緊張,的確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理由來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

  事實上,我國第一次南向政策並不是很成功,主要有幾個問題,包括政策缺乏統整性,經貿、外交、僑務與勞務並未協調出一致的策略,利用當時我國的經濟力引導,甚至強制東南亞各國與我進行全方位合作。

  再者,當時美、日與我國並未作好溝通協調,美國甚至不願東南亞國家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體,日本也抱持經濟自由主義,使得台灣獨自尋求與東南亞國家合作,力道相對減弱。

  此番重啟南向政策,就應該避免重蹈過去的覆轍,就經濟論經濟,提供產業前往東協投資、貿易的誘因,不只是點的零星投資,進而形成產業聚落。

  政府並應該集中火力於優先合作的國家,區分出輕重緩急,以免力量分散。

  我認為,越南將是一個很好的起點。因為越南與中國處於敵對關係,與美國又在和解階段,資源豐富、人力素質高、社會政治相對穩定,若我國能運用外勞政策作為策略工具,進一步將在投資環境日趨惡化的中國珠江三角洲地區台商轉移到越南,越南可望發揮在中南半島的影響力,影響寮國與緬甸,達成南向政策的初步成果。

  翁松燃:發展健康關係 不能短視

  南向政策對台灣來說,應該有重要的內容跟時代的意義。

  從十幾年前開始有這種說法到今天,台灣在南向政策做了不少事情,雖不能說有理想的結果,但總有些成績,只是後來我們看到的發展,至少就報導上來看,西進遠比南向熱絡。為什麼西進這麼多,南進顯得比較冷落?值得各界集思廣益。

  從林佳龍博士談話分析,南向政策是在經濟以外,還帶有政治、外交、文化、安全和怕被邊緣化的思考。

  東南亞國家對中國新興勢力的看法,如緬甸有句話,「中國吐一口痰,就可以游泳」,這種心態,是對中國威脅很深刻的認識。

  可是,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東南亞國家的行動卻是Bandwagoning(各自追隨),而不是聯合起來共同找尋能夠平衡中國勢力的方法。

  日本也有同樣的反應,都怕被邊緣化,但都採取Bandwagoning的策略,就如媒體報導,小泉不肯給李登輝簽證。

  是不是從地緣政治上來看,只要中國崛起,西太平洋地區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台灣、東南亞,都會被邊緣化?

  最近美國跟印度的關係改善很多,使得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都要做基本改變,包括中亞地區的變化,整個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都出現新的局面。

  東南亞是我們南向的對象,但是我們對對象了解不夠,而且我們以前的政策、現在的政策都有急就章、太過功利的味道。為了長久,我們需要有更認真長期打算的作法;我認同李美賢博士的看法,需要一個單位來長期、穩定的研究與規劃。

  對於東南亞的研究,台灣還是以一個區域來研究,事實上,美國研究中國的專家,已經很少把中國當成一大塊,但台灣對東南亞研究還是當成一大塊,並不適當。

  東南亞國家是很多元的,如法國曾統治越南,法國研究越南文化就非常深入;荷蘭研究印尼也有同樣的情況,所以台灣研究東南亞不能籠統。東南亞比中國更複雜,東南亞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自由,多數國家都有長遠的經濟願景,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立建國奮鬥的歷程經驗,對這些背景有所認識與交流,跟他們做生意就不會碰觸忌諱與犯錯。

  上一次的南向政策,帶有短期的、急功近利的想法;以為我們自己有錢,把錢帶進去,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即使這樣的說法過度簡單化,但從與會人士談話結論中,是有這樣的偏向。

  新的南向政策,應該跟上次不同,應該認識到東南亞國家需要的,跟台灣需要的是一樣,都是要獲得別人的尊敬、自己的發展,是國際空間、是國際地位、是自己的繁榮強大。

  基於這種認識,發展更深的、認真的了解,而後,不只是讓我們的錢,還有我們的誠意,還有把我們跟他們的關係擺在健康基礎上求發展。

  也就是說,假如談台灣要立國、要建國,要有自己的國家地位,與鄰國健康的、長久的國家關係如何推展,才是南向政策推展一個最重要的大方向。





Copyright © 本網站全部圖文係版權所有
非經本報正式書面同意不得將全部或部分內容,轉載於任何形式媒體

建議使用IE 4.0以上版本以800*600模式觀看以達最佳瀏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