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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瑟米勒的慾望與失落.上
盛名之後的作品回顧

◎郭強生

 日前美國劇作家亞瑟米勒辭世,曾以《推銷員之死》一劇聲名大噪的他,除了與知名演員瑪麗蓮夢露的戀情備受矚目,其創作生涯更緊密貼靠美國政治變動中的社會現實。本文作者郭強生以其歷年作品為經緯,旁及田納西威廉斯創作對照,除了謄描亞瑟米勒劇作中的失落感,也帶領讀者一窺劇作家崎嶇多面的心靈。 ── 編按

 亞瑟米勒的劇作貼合美國民生現實,深遠影響了世界劇場。(法新社)

 半世紀餘過去,在後現代的解構氛圍下,經典的價值也在在被重新審視,然而總是要等到某位大師驟然溘逝的消息傳來,他(她)們的作品又突然被想起。每一位作者勢必無法脫離他的時代脈絡,但在評論的鐘擺悠悠迴盪的歷史流程中,到底我們依據的準則為何?也許半個世紀仍嫌太短。

 對於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 1915-2005),在當前的時間點上,我們唯一確知的事實或許是享年九十的他,雖然終生創作不輟,他的《推銷員之死》顯然成為他一生無法超越的高峰;唯一還會被常提及的,大概除了《均為吾子》,只勝《熔爐》(The Crucible)了。美國戲劇可以說全靠尤金歐尼爾、田納西威廉斯、亞瑟米勒三人,在世界劇場中率先攻下一席之地。然而我們很難不去注意到,除了尤金歐尼爾在死後留下《長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一部極度自傳性並且有計畫在生前不公開的作品,為歐尼爾的藝術生涯畫下完美句點外,其他二位屬於同時代的大師,皆在盛名之後面對美國社會政治急速變動、世界思潮波瀾起伏,而一度遭到冷凍、或暫時被遺忘的命運。

 我們常聽到對這種情況的一種解釋是:成名太早的結果,就是他們日後總要背負更多的期待。但是,究竟在《推銷員之死》後,大家對亞瑟米勒的期待是什麼?期待他的變、還是不變?期待另一個像威利羅曼的角色出現,控訴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不義?還是期待他能敞開雙臂,迎接後現代的多元價值觀?甚至我們可以假設,他在《推銷員之死》中早已預見自己的未來,因為藝術最終也淪為資本主義的奴隸,劇作家的命運與推銷員相去無多,都是被剝削的階級?

 回顧亞瑟米勒的整體創作時,對所謂他「盛名之後」的作品要如何看待?如果將討論方向指向理解,而不是批判與評價,也許我們可以採米勒與威廉斯對照的方式。如此一來,我們能夠看到的是更多的人性,而不是經典與非經典的差別。

與田納西威廉斯共創黃金時代
 

一九四五年,田納西威廉斯完成《玻璃動物園》
(The Glass Menagerie)。

一九四六年,亞瑟米勒完成《均為吾子》
(All My Sons)。

一九四七年,田納西威廉斯《慾望街車》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首演,震驚全球劇場。

一九四九年,亞瑟米勒推出《推銷員之死》
(The Death of A Salesman),幾乎一夜之間成為經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短短五年之間,兩位大師像是爭先恐後地相繼完成美國戲劇史上影響世界最鉅的幾部經典,讓我們無法不驚歎羨慕,那是一番如何頭角崢嶸、石破天驚的氣勢與景象!

 同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成長,受到左派劇作家克里夫歐戴茲(Clifford Odets)及他領導的「群眾劇場」(Group Theatre)影響的亞瑟米勒與田納西威廉斯,日後的風格與題材乍看之下是南轅北轍,然而他們都曾走過經濟恐慌、社會崩盤、大戰暴行,看到舊日的價值在解體,現實的認定出現裂痕。兩人的調性與風格雖有不同,但皆是企圖以創作來挑戰他們所處的現狀,尋求衝破解脫的救贖。

 他們同時都傾向描寫屬於社會中的邊緣人,被不可抗拒的體制或意識形態暴力壓迫的一群。威廉斯最後選擇的是別過頭去,用想像虛構來抵抗時間,以「性」的主題驚嚇、嘲弄僵化的體制,顛覆價值觀的迷思,所以他像是一步步走出紛亂的時代,潛伏在角色的心理意識深處,觀望人性的墮落。反觀亞瑟米勒,在面對藝術家如何挑戰時代相同的困境時,他選擇的是完全的涉入。沒有威廉斯筆下白蘭琪的紙燈籠、羅拉的玻璃動物,米勒的角色都不放棄告白與勸說,或是劇作家本人一直企圖在尋找解釋,人到底如何能守住良心與道德底線?社會中為何總有背叛、欺騙與壓榨?他堅持走進核心,捕捉時代的動盪及社會的脈搏,即使是對墮落與背叛的行為,他都想找出背後的動機。

 但是米勒身為猶太裔、又有明顯左派立場,威廉斯則是南方出身同志身分,他們和當時美國主流價值體系之間的衝突是難免的。威廉斯的不能「出櫃」在某方面來說,造就了他指涉繁複、意在言外的符號系統,充滿了暗喻與象徵的風格特色。米勒的道德批判則永遠都是赤裸裸的,即使沒有法官的在場,都似乎如同有《熔爐》中的法庭審判般呼之欲出。在面對極右派麥卡錫主義打壓異己的風聲鶴唳氣氛下,米勒也採取正面迎擊,不畏衝撞。但是在這場「抓女巫」的政治鬧劇中,威廉斯與米勒,一個共產黨員與一個同性戀,都是受害者。無論是選擇在體制外舞弄想像力的魔杖,還是選擇站在體制內發聲控訴,時代的無情與權力的腐蝕力量都為他們的藝術蒙上黑影。

 當初《慾望街車》與《推銷員之死》登上舞台大獲成功,都因為兩齣劇有一位共同的優秀導演伊力卡山(Elia Kazan)。一九五六年在麥卡錫率領下的「不愛美國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聽證會上,伊力卡山竟然供出米勒曾加入共產黨。同年米勒與瑪麗蓮夢露結縭,跌破眾人眼鏡。一九六○年兩人仳離,不久瑪麗蓮夢露意外香消玉殞。一連串的背叛、失望、愧疚,使得米勒陷入對人性深度的迷惘。劇作家不能只顧批評社會,而不企圖檢視自己的人生。

中期作品投射了內心的愧憾

 也許米勒和威廉斯在不同的環境中,依然可各自保有他們的姿態與觀點。但是就如同威廉斯不可能永遠將人生「文本化」,當有心人惡意將威廉斯的同志身分曝光,指責同性戀藝術家在作品中扭曲正常男女關係,威廉斯再不能只憑藉「陌生人的溫柔」;同志情慾正式在作品中亮相的結果,他只得以驚世駭俗作為抵禦四方敵意與異樣眼光的武器。

 同樣地,米勒在經歷了卡山的背叛,夢露悲劇的不可解,再不能用同樣的揭發控訴看待人性,除了資本主義的剝削,美國夢的失落外,他經歷了現實更多樣、更破碎的面貌。初稿完成於一九五五年,而後又增修的《橋那邊》(A View From the Bridge),在時間上正好跨越米勒生命轉折之前後。我們若拿它與《慾望街車》相比,一定會驚訝兩劇的相似處。他如何處理威廉斯所擅長的關於慾望、謊言、幻影……這些主題?

 男主角艾迪與《慾望街車》中的史丹利背景相似,都是歐洲移民的工人階級 (他粗獷卻不似史丹利粗鄙),在劇中暗戀著寄宿自己家的孤女表妹凱瑟琳 (比白蘭琪要年輕可愛)。當他發現表妹愛上了從老家偷渡出來追尋「美國夢」的年輕男子,既無法背叛妻子對表妹示愛,也無法面對表妹投入他人懷抱,於是先從中破壞,誣指表妹的情人是同性戀,想要娶她只是為取得身分。最後破壞不成,艾迪竟然向移民局密報 (史丹利則是把白蘭琪送進瘋人院)。這齣戲儼然將《慾望街車》中所有元素反轉。艾迪與史丹利的行為都造成了他人的痛苦,米勒卻選擇把重點放在艾迪的困境上:一個單純卻陷入激情的好男人,最後走上自毀的結局。

 男主角在感情與良知中煎熬,最後被私慾擊倒,出賣了自己鄉親,也出賣了相信他的妻子與表妹。單就戲本身而言,米勒寫出了一齣頗具張力的作品;但在《慾望街車》的對比下,該劇隱然透露了米勒在面對現實人生時的部分盲點:米勒難以跨越男性中心思考的藩籬。早在《推銷員之死》中,女性無疑都是邊緣化角色,米勒似乎一直不曾意識到,他筆下的美國夢碎,豈止是資本主義的作祟而已?性別與權力的迷思始終浮現在他的作品中,即使到了《橋那邊》有意加重女性角色的分量,結果一個是艾迪忍氣吞聲的妻子,一個是完美無瑕的表妹,其實都是男性中心的幻想投射。

 這齣戲有可能成為米勒透視人性的新契機,但是感情與慾望顯然是他的弱點。在瑪麗蓮夢露過世後,米勒寫下了《失樂園》(After the Fall)一劇,尤其可見他對這段婚姻有極深的遺憾與內疚。當然我們不必對號入座,每個作家都無法避免從生活經驗中取材,但《失樂園》劇中女主角紅歌星的身分,與她自我毀滅的傾向,應該是透露了米勒對夢露之死的沉思。在男主角告白式的悔恨與尋求救贖的自我檢視中,我們也注意到米勒的重點已從早年對體制的控訴,慢慢轉移到悲劇製造者、說謊者與背叛者的內心世界。無論是《橋那邊》的艾迪,還是《失樂園》中的昆登,他們的失落與罪惡感彷彿就是米勒內心世界的投射:如何去原諒敵人?如何去愛一個從來不曾真正瞭解的女人?如何擁抱一個你失去信心的國家?
  
將通俗劇成功轉化為公共論壇


 米勒在六○年代的創作,愈是想呈現一種不偏頗的解釋,愈是突顯了他的父權觀點,以及面對人性複雜陰暗時,作者表現手法上的弱點。米勒的作品向來並非以形式見長,他在《推銷員之死》與《失樂園》中雖也採用了表現主義或分割式的處理,但基本上他仍嚴守寫實主義原則,更可以說幾乎都是認同男主角的單一觀點。但是在早年他選擇的爆炸性題材中——像是《均為吾子》揭露軍火製造商圖利出售瑕疵零件,枉顧同胞生命;《熔爐》寫在自己被調查之前,將時代移花接木巧妙指控麥卡錫主義——格局與分量兼具,以他堅定的道德呼籲配合精彩的對白,不單女性角色的平面可以被忽略,甚至結構的公式化也變成了次要。我們不要忘記在米勒的時代,外百老匯劇場運動尚未興起,他的創作仍是以百老匯觀眾為對象,所以純就形式美學而言,米勒的成就在於將「通俗劇」(melodrama)轉化成公共論壇,而不是形式的翻新。

 但是當米勒的劇本將注意力轉向家庭婚姻後,他以往平鋪直敘的結構開始顯得像是簡化了的法庭旁聽。一九六八年的《代價》(The Price)一劇,描述兩兄弟在面對父親的破產重病時,一個選擇放棄自己前途留在家中照料,一個決定一刀兩斷自求發展。二十多年失聯的兄弟,在父親過世後首度見面處理父親收藏的大批古董家具。為父親送終的兒子生活差強人意,另一個卻是飛黃騰達──又是米勒對公平二字期待的破滅。劇作家企圖用喜劇方式呈現,莫非是救贖出口難尋?但是全劇並不意圖戳破人生荒謬,兩兄弟各自表述立場後,留下的仍是無解的鴻溝。法律從不能規範良心尺度,喜劇的笑聲也挽回不了逝去的時光。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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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4年3月1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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